太虛法師曾自述1928—1929年在西方旅行訪問時，親身感受到許多研究東方文化的西方學者，都視佛學為人類生活方式的總線索，因為佛學“在宗教上、哲學上和美術上，均有偉大的成績”。[76]唐大圓居士在闡釋東方文化之時，特別強調佛教文化與儒教文化的重要地位。[77]他說，東方文化可略分兩派：一是華化儒派，二是印化佛派。若就體用談，也可說“佛為儒之體，儒為佛之用”。[78]甚至連當時北平商人宋蘊璞先生也在與南洋各國賢士相接觸深深感到“東方文化之園地最廣含蘊最豐急待懇辟者，莫如佛法”。[79]因此，太虛法師將佛學看作“文化的總匯”。[80]
佛教與西方文化之間確實存在著許多相容、相攝和相近之處。佛化新青年顯亮撰文指出：“考釋迦佛法，乃三一共闡，空有圓融，亦相對，亦絕對，言為哲學亦可，為科學亦可，為宗教亦可，非宗教非哲學非科學亦可。”佛法博大精深，涵攝能力強，富於開放性，因而，佛教“不僅止限一科、一學、一教也”。“若把佛教隻列在宗教部分內，範圍未免太狹，是不知佛法者也。”[81]
太虛後來進一步明確地指出，佛教文化尤其是大乘佛教文化，對全世界各種文化具有“超脫種種流別，容鑄種種特長而發揚”的特性。他在作環球旅行途經越南西貢之時應邀發表講演，他說：“回視太虛二十餘年來所食息其中之釋迦牟尼佛陀的文化，從釋迦牟尼本懷中所流出之大乘文化，確具有超脫種種流別，熔鑄種種特長而發揚為世界人類文化之本質，尤其是大乘漸教之文化，完備有發達人生的組織群眾的及科學的進化的條件。”[82]
兩年後，太虛大師在起草中國佛學會的“宣言”時，又提出研究佛學在“亞南亞東各民族文化上的意義”：“近之可得此觀優點劣點的去取標準，遠之可調合其他兩區文化，以釀造全人類的世界新文化。”[83]這實際上說明了佛教在古今中西各種文化的衝撞交匯過程中，有能力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