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說：
餘則視今為最宜宣揚佛法的時代：一則菩提所緣，緣苦眾生，今正五濁惡世之焦點故；二則全地球人類皆已被西洋化同化，外馳之極，反之以究其內情。下者，可漸之以五乘的佛法，除惡行善，以增進人世之福樂；中者，可漸之以三乘的共佛法，斷妄證真以解脫人生之苦惱；上者，可頓之以大乘的不共法，即人而佛以圓滿人性之妙覺故。而對於中國，排斥混沌為本的孔老化，受用西洋的科學，同時即施行完全的佛法。以混沌之本拔，則鬼神之迷信破故。若對西洋，則直順時機以施行完全的佛化可也。
太虛在高揚東方文化方麵與梁氏是同調的，所不同的當然是他更看重佛教文化在當代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以孔子儒學替代佛學來救濟中國和世界文化。文中他多從佛法的理解上與梁氏有所區別，指出梁氏對佛法的諸多誤解，如梁氏拘於三乘共法，前遺五乘共法之人天法，後遺大乘不共法之菩薩法，直指梁氏出佛入儒而又排擠佛學的不當。
還有一位慧如法師也針對梁漱溟先生所闡述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梁先生以為今日拯救中國，不宜采用西方基督教文化路向，而宜采用孔子儒家文化路向，然後再入佛家的第三種路向，因佛家的路向不注重生活態度。我不完全同意梁先生的說法，因為，“人類是無論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執（我執、法執），卻是我沒有法子教他從此而得救”。當然，“梁先生發揮孔子文化精確之至，誠為今日救世之需，然而佛化大興，亦非如梁先生所去反致招亂，特恐負宣揚佛化之任者，不善隨機，或墮偏執，或領受者不善思維，自失圓旨。然此皆非佛法之咎，乃不善宏傳與不善領受思想之咎耳”。[40]很顯然，慧如不滿意梁漱溟先生的觀點，隻在於梁氏將佛學排斥在當代文化路向之外，而隻給予佛教文化一個未來式。這種批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試想：哪有一種文化可以按照學者的意圖而分不同曆史階段地發揮作用呢？如果今天排斥了佛教，無異於葬送了佛教文化的生命，等到未來，佛教隻是古董或文物，還哪裏有佛教文化鮮活的生命可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