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文化認識佛教
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是民國以後中國知識界麵對中西文化的激烈衝突以及西方各種文化思潮大量傳入中國之後對中國文化發展前途必須做出選擇和規劃的一個重大曆史課題。近代中國與世界，各種糾紛與戰亂頻繁，給人民造成了無窮的災難，中外各種宗教和社會思想與文化流派紛紛從各自的立場、觀點出發，努力尋求消弭紛亂、促進人類發展的各種途徑。佛教向來標榜拯世救民，以“普度眾生”為己任，更何況正麵臨積弊重重的困境，切實需要順應時代以求振興。因此，越來越多的中國佛教徒，自覺“預流”於近代中西古今思想文化衝撞、融合的曆史大潮，從佛法的立場與觀念出發，努力探索人類如何克服目前困境以走向未來的思想文化路徑，並為佛法的現代複興尋找現實的生長點。
在近代古今中西文化思想交匯、論爭的影響下，中國佛教徒逐漸自覺地從文化層麵來思考佛法與現實世界的關係問題。圓瑛法師在為《中國佛教季刊》創刊的“題詞”中明確指出，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的智愚和善惡的分別，“其關鍵乃在於文化”。他說：“苟能文化振興，教育普及，則人類之智識日開，善根增長，明因果，重道德，運慈悲，敦親睦，自可化愚迷為覺悟，轉暴惡為祥和，此乃確乎不易之理也。”他把文化看作與科學物質相對應的人文精神，認為近代以來的世界紛亂，主要是由於科學所製造的物質片麵發展而忽視了人文精神的建設的造成。他說：“當此時丁末劫，人欲橫流，大難臨頭，瘡痍滿目，全世界之人類備嬰眾苦，同在水深火熱之中。各國學者深知科學不足創造和平，在此火宅無安，競欲覓一出路，則舍提倡文化不為功。修文偃武，古有明言，為明眼人所同知共見者也。”[1]很顯然，圓瑛把以文化為中心的人文精神建設，看成是拯救近世文明“衰落”的根本途徑。這種觀念，與近代東西方反科學萬能論的人文思潮的致思趨向是完全一致的，突出了人文精神在人類新文化建設中的特殊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