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論爭，主要麵臨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基督教如何處理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這直接關係到基督教的中國化（“本色化”）問題；二是，基督教在現代中國新文化建設中將扮演什麽樣的角色，這後一個問題涉及基督教的文化觀及文化立場和文化作用。
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後不久，袁世凱很快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組成北洋政府，從此出現了帝製複辟與文化複古的民初曆史狂潮，也因此興起了晚清以來革新與複古兩大曆史文化潮流的激烈較量。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代表近代先進知識分子救亡圖存文化意識的《青年雜誌》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拉開了民初新文化運動的序幕。陳獨秀、胡適等一大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以《青年雜誌》和次年改編的《新青年》為陣地，挺立於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潮頭，成為當時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界最活躍，也是最有影響力的知識群體。
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主要領導人陳獨秀，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陳獨秀開宗明義：“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1]這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領導人將其影響的重心放在青年身上，並希望廣大青年能夠以新的麵貌、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動來承擔中華民族新陳代謝的曆史重任。《青年雜誌》的出版很快引起社會的反響，不久，同是以爭取青年為目標的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便寫信給《青年雜誌》的出版者群益書社，要求該雜誌改名，因為該會早已辦有雜誌《青年》《上海青年》等雜誌，明顯造成雷同。[2]這可以說是陳獨秀和新文化運動群體與中國基督教界之間發生的第一次交涉，也是《青年雜誌》出版後所麵對的第一次正麵挑戰。很顯然，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要求陳獨秀主辦的《青年雜誌》更名，固然由於名稱上有雷同之嫌，但也與爭奪青年這個最有希望的社會群體有直接關係，當然最為重要的，還是《青年雜誌》明確標榜科學理性主義，認為“在昔蒙昧之世，當今淺化之民，有想象而無科學。宗教美文，皆想象時代之產物”[3]，號召廣大青年應當具有“科學而非想象的”精神。這顯然與提倡宗教信仰的基督教青年會格格不入，是明目張膽地與基督教會爭奪青年人的信仰地盤。[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