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之後，各省紛紛響應，發動光複戰鬥，然而，經費籌措尤為緊張。不少寺僧踴躍籌葬和捐助款項，以支援革命軍。在上海光複戰鬥中，滬南陸家洪的海潮寺住持智能，主動認助軍餉十萬兩，以厚軍需。[55]在海潮寺僧的帶動下，各寺僧眾和各界愛國人士積極為光複軍籌措和捐助經費和糧食，十分踴躍。上海光複後，浙江定海普陀山寺僧人代表向《民立報》表示願助軍餉，響應革命，要求革命政府派人上山接洽。滬軍都督陳其美遂委派陝西革命黨人馬淩甫和雷展去普陀山接洽。這筆助餉，後來成為陝西革命軍購買軍火的一部分專款。[56]各省光複以後，百廢待興。各地寺僧積極為新政府籌措經費、捐助資產。安徽某縣指南庵，素稱豐富，住持僧上乘“以新政還興，需款甚巨，地方籌措為艱、不忍坐視，當即捐助田畝以濟各項經費”。隨後，“又捐助庵產田畝，山場竹木等項，辦理地方公益，聲明分為四股：（一）為各學堂經費,（二）為巡警經費,（三）為自治經費,（四）為教育會經費。”[57]在整個辛亥革命過程中，各地許多開明寺僧，積極籌措和捐助經費，以支援革命鬥爭，體現出了可貴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空前激化，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所帶來的空前的民族與社會危機，不可避免地嚴重地影響到寺僧階層的生存；聲勢浩大的愛國主義革命浪潮，也勢必會重新喚起他們“拯世救民”的宏願；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無論是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還是20世紀初以來清朝當局所推行的維新“新政”，幾乎都是推行壓製、排斥甚至是毀滅佛教的政策，致使佛教一直處於瀕臨滅亡的境地。麵對正在蓬勃開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對於廣大寺僧來說，要麽抱殘守缺、坐等待斃，與封建專製政府一同消亡；要麽順應曆史的潮流、積極行動起來，支持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在鬥爭中贏得資產階級和廣大民眾的信任和同情，從而在爭取民族新生的同時，亦爭取佛教的新生。當時，鐵岩法師等所宣揚的“建立共和國與振興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思想，正反映出他們是自覺地選擇了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