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經過魏晉六朝的中國化過程，到隋唐時期就完全融入中國的文化當中，形成了以根本佛教精神為內核的中國形式、中國內容和中國氣派的中國佛教，並與儒學和道家道教一起，相互激**、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幹。到了近代，佛教也與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一樣，麵臨著巨大的生存危機。明清以後逐漸式微的佛教，到了晚清時期已經接近滅亡的邊緣。因此，近代中國佛教的振興之路，也是近代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一部近代中國佛教救亡史，其實也從一個側麵展現了近代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艱難曆程。[1]
有學者曾說：“在整個民族命運生死存亡麵前，一切傳統事物都要經受嚴重的曆史檢驗。能不能抵住外國的侵略，保護中華民族的生存獨立和發展，也就成為檢驗傳統文化的試金石。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遲到的中國近代曆史，迫使中華民族加速覺醒。這種覺醒首先來自為挽救民族危機的鬥爭實踐，而鬥爭實踐不但需要物質力量，也需要精神力量。為爭取獨立生存的中華民族，能不能從古老的傳統文化中，從儒家學說的信條中，吸取激發民族覺醒的精神力量，找到外禦強敵，內革現狀的有效思想理論武器，就成為嚴酷現實對傳統文化的嚴重考驗。”[2]但是，中華民族的近代覺醒是否就隻有從儒家學說中找到傳統文化的現代精神力量呢？難道在中國傳統的儒、佛、道三大主幹文化中，就隻有儒家學說才有可能成為近代中華民族覺醒的精神力量之源泉嗎？顯然不是的，不僅不是，而且儒家文化在清末科舉製廢除之後，特別是在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時期，遇到了空前的生存合法性的危機。而正是在這個清末民初的中國傳統儒學受到嚴重挑戰的生存危機時期，佛教學說卻在同樣麵臨嚴重生存危機的情況下激發出其自身本有的生命力量。前有清末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人以佛教學說宣揚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繼有章太炎、蘇曼殊、黃宗仰等以佛教學說來闡釋反帝反封建的晚清資產階級革命思想。更至新文化運動時期，以太虛大師為代表的新一代佛門知識精英自覺“預流”於時代思潮和社會運動，使佛教適應科學化、民主化和現代化的現實要求，引領佛教革新和積極參加民族救亡圖存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實踐活動。特別是在日本軍國主義於20世紀30年代以後逐漸顯露出對中國的侵略野心和挑起中日戰爭的過程中，佛教界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和新式僧俗愛國人士奮起加入到全中國人民的反帝救國的行列中來，積極尋求並投身於救國與救教相結合的民族解放與文化重建的民族救亡圖存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