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近代中國宗教文化史研究(上、下)

四、收回教育權運動中基督教界的民族主義觀

字體:16+-

著名的美國來華傳教士、參與創辦燕京大學並擔任燕京大學首任校長的司徒雷登回憶起1919年他來到北京的情形和感受時說道:

1919年春,我們訪問了北京。那時,民情沸騰,學生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民族意識……風雨飄搖的政府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可悲境地。如果政府將參加這場真正的愛國運動的學生當罪犯處治,那麽,它實際上就寬恕了親日的賣國賊,那將是輿論所不允許的。另一方麵,如果政府確認學生的愛國行動,那麽它就否認了自己官吏的忠誠,同時日本人也可能施展其可怕的力量進行報複。於是那位年邁而又詭計多端的總統遂命令將學生釋放,可是學生們卻像腓利比的保羅一樣,聲稱如果不正式釋放,並撤銷對他們的指控,他們就拒絕出獄。而那樣一來,政府勢必丟麵子……我本來要去給畢業生講道,可是在寥寥無幾的學生集會上講道。這是我首次與我未來的學生打交道,第二天早上,當我真個與他們相見時,我對他們的愛國行動明確地表示了我由衷的同情。其後,在所有動**不安的歲月裏,每當學生們要求參加類似的示威活動時,他們是知道我的態度的。在中國曆史上劇烈動**的那個時期,我與學生在思想上有了共鳴,這對燕京大學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1]

出生於中國杭州的美國來華傳教士司徒雷登,於1905年開始在中國傳教,在南京的金陵神學院工作多年,並於1919年受派來到北京,代表美國差會創辦燕京大學並擔任校長,這是他的最初經曆和感受。他開始在中國傳教時,趕上了庚子事變之後基督教在華發展的“黃金時代”,但他也趕上了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快速成長和民族覺醒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當時,他可能還沒有那麽迅速地預感到這場新興的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文化運動將可能給基督教帶來什麽樣的後果。他畢竟是一位外國人,在燕京大學又受到極高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