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家菊、李璜、曾慕韓等人編撰的《國家主義的教育》一書經商務印書館緊急出版後，迅速在全國產生了較大的反響。充滿民族救亡圖存意識的國家主義思潮和收回教育權的主張，得到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各界的同情與支持。正如基督教界的謝扶雅在1925年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鑒》中撰文所說：
自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一書出版以來，教會教育在我國的勢力與企畫，引起教育界中人極大的注意。少年中國學會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出版了《國家主義的教育》一書，內有《基督教與感情生活》與《教會教育問題》二文，痛論基督教教育在中國之弊害，在最近兩年中，教會學校之鬧風潮者，不下二三十處，因與教會學校行政當局意見衝突而退學的學生們，發出宣言，連帶攻擊基督教教育，不遺餘力。於是收回教育權運動，與收回關稅、收回司法權相提並論，喧囂於國中。[47]
劉以鍾認為，中國的道德教育必須以中國為中心，接受國家的監督，不能任由宗教教會來灌輸宗教道德。他說：“宗教與教育，應有何等關係？久為學者所爭。最近則分離說大占優勢。所謂倫理教化運動者，發起於英倫，遍及全世界。據其所主張與實驗，則脫離宗教之道德教育，倫理正確收效顯著。現該運動之勢力，日益膨脹，將使十數年之後，學校教育全脫宗教之範圍，是世界之趨勢也。況道德教育，既以國家為中心，所采德目，不能與固定要旨相背馳，故不容宗教混入學校教育，使國民道德失其中心，而根本為所動搖也。”因此國家主義倡導的教育，必須是：一，無論是私人或宗教團體所設立之學校，均須接受國家之監督，遵照學校規程，不得施宗教教育及其儀式；二，凡學校內（除大學哲學學科外），不得行違反國定道德要旨之宗教講演。[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