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以為宗教便有可信，那或者可信與絕對不可信的地方，必要分清。基督教便有可愛，那實在有價值與絕對無價值的地方，亦必要分清。不然，隻是遂了那些為傳教而傳教的教徒的奸計，自己把真的偽的混淆起來，究竟成了個錯誤的見解。
又說：
接舜生信的那一夜，又恰恰有武昌最誠實的基督教徒殷勤道君來，亦談了許多宗教問題。他亦深致恨於中國基督教徒的不足與有為。我想便令宗教不是無用，像今天隻知多設教會多造禮拜堂，把一些偽善之徒，分散在各處做牧師、做神父，這種功效亦可憐極了。我以為壽昌便以為宗教可信，便以為基督教可信，千萬注意不要說些話被這種“吃洋教”的先生拿去利用了。我亦覺得教會不乏好人，隻是他們太看重了傳教，太看輕了做實際的事業。一切行為，太分多了精神於引誘人信教的那方麵。這亦是個最可惜的事。我以為真心為人類的宗教家，亦須在這方麵反省一下。[54]
惲代英在此文中雖然主要是從理智和科學的角度來反複說明宗教的不可信，但是，他在此文的最後涉及田漢所信奉的基督教時，仍顯得格外的擔憂，並對基督教會和中外傳教者的“吃洋教”和“偽善”進行無情的批判。他的這一擔憂和批判，隱含著他對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洋帝國主義文化與宗教信仰的深沉憤懣，隻是在這裏暫時不好對著他“平素所敬畏的”田漢先生發泄罷了。
正是在田漢等人的反對之下，少年中國學會在南京和北京分別召集一些學者對宗教問題進行了較廣泛的公開討論，以表明他們並不反對宗教而隻是研究宗教的態度。於是，當時的一些著名學者，如王星拱、梁漱溟、李石曾、陸誌韋、劉伯明、周太玄、周作人、方東美及羅素等，紛紛登場演說自己的宗教觀。其中不乏無神論者、佛教徒、基督教徒和信仰自由主義者。《少年中國》雜誌也為此次大討論，先後編輯出版了三期“宗教問題號”。這場大討論的結果不難預見，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少年中國學會經過兩輪投票，決定取消對宗教信仰者入會的限製。正是因為少年中國學會成員中具有多種信仰理念，而且彼此針鋒相對，這就使得20世紀20年代初期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中的宗教問題論爭，隨時都有可能一觸即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