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十年代中期為界，我們大體上可以把川大的史學研究分作兩個時期，其變化體現在人員構成、課程體係、學術風格等各個方麵，使得原本深具地方特色，以及刻意和主流保持了一定距離的學術風氣，逐漸融匯（但並非“消失”）於主流之中。作為校方積極引入新史學的結果，從更大範圍看，這一變化乃是川大國立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川大國立化不隻是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鬥爭，其影響力乃是全方位的。這也印證了我們前邊所說的，在民國時期四川的特定政治與文化環境中，“國立化”和“現代化”乃是一體之兩麵（參看第四章）。
自任鴻雋時代開始，川大的發展基本上沒有離開“國立化”和“現代化”兩大政策。四十年代的校長黃季陸（1899—1985）後來回憶說，抗戰勝利前後，他曾勸傅斯年將史語所遷至川大。“想不到傅先生說：川大的老先生們，多認為我們沒有讀過中國書，其實我們這群人都是從古籍中下過苦工夫來的。我們有我們的治學方法，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與此呼應的是，當黃氏把自己的設想告訴“川大文學係的老先生們”時，“他們並不感到甚麽快慰，甚至有一位先生的意見認為傅先生中文不通，讀古書句讀都弄不清楚，大有反對的情緒”。[95]
史語所在抗戰期間，內遷四川宜賓李莊。黃季陸欲趁複員之際，把他們留在川大，可謂想入非非。不過，他的回憶也再次證明，學校當局一直存有為學校灌注新學術空氣的意願。但我在這裏更想提到的是，它也提示出川大校內仍存在著不同的學術典範，而後者又與科係設置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對應關係。“文學係的老先生們”一語，可以視為一把鑰匙，幫助我們進入文史兩係學術風格的差異。這裏可以通過兩個例子來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