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1788年至1789年冬天訪問法國的人沒有預見到正在醞釀中的巨大事變，或者甚至沒有看到老百姓對當時各種問題的態度有任何特殊變化，也許是可以原諒的。當然，特權等級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已經對國王采取了堅決有力的行動；但是，這是曆史傳統的一部分，路易十五時代就曾這樣做過，雖然不如現在這樣有成效。再有，經濟危機確已日益嚴重，低級消費者對於小麥、麵粉和麵包的價格上漲已經表現出明顯的不滿；但是，這難道不能像1740年、1768年和1775年那樣地結束嗎？雖然1789年1月的嚴寒使已經讓人感到恐慌的工人失業現象更加嚴重（一般認為這種失業現象是由韋爾然同英國簽訂的“自由”通商條約造成的[1]），但是，這場嚴寒並沒有使當時的局麵發生根本的變化。一般流行在學術界的關於“革命”問題的談論已經繼續了許多年。誠然，政府最近已經答應在5月召開三級會議——這自然是最近以來沒有先例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三等級會順從地接受發動召開會議的貴族和僧侶為其規定的卑下地位嗎？事實上，完全改變法國時局和未來發展前景的不是召開三級會議的決定，而是這一決定帶來的後果。這些後果是會議的發起人所預料不到的。
第三等級一經決定接受貴族和僧侶的挑戰，像阿瑟·楊格這種有見識的旅行家或者像馬勒·杜班這樣機敏的本國觀察家，就能夠看出來這種區別——第三等級接受挑戰的方式是，不僅要求在三級會議中有加倍的代表人數（這一點很快就得到了對方的讓步），而且要求以每個代表為單位來進行表決的權利，也就是每個代表作為一個單一的審議團體的一部分來表決；這樣，在這個團體中，第三等級如果能把即使是很少一部分貴族和僧侶爭取過來，就能夠獲得勝利。正是為了促進這種要求的實現並且從資產階級以外的人那裏獲得支持，修道院長西哀士才寫出他的小冊子《什麽是第三等級？》，才有關於“第三等級”“國民”和“人權”等的言論。這些思想一旦像1789年春天那樣在一般人民中傳開，已經為經濟困難和一貫的不滿所孕育成熟的群眾不安就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目標。的確，單是想到三級會議即將召開和《陳情表》中所提到的人民疾苦可以訴之於會議這件事，就引起了曆史學家所說的“巨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