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其他問題仍然存在，其中有一些我們可以試著作出一種回答。革命思想和革命口號是怎樣傳播給群眾的？標誌著革命群眾特點的那種緊張、猛烈、大膽和英雄主義的特殊氣氛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巴黎的各次革命暴動是怎樣醞釀和組織的？在領袖和時常組織起來響應他們的戰鬥號召的群眾之間有什麽聯係？群眾的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發的？
當然，群眾意見——作為構成革命群眾主體的那些個人的意見——顯然大部分是由無套褲黨自身的直接經驗形成的。有些曆史家否認這一點，但是我們關於他們對經濟危機和食品價格上漲的反應已經說明很多了，因而沒有必要再多做論述。我們這裏主要關心的是“賤民”從其他社會集團那裏取得的和吸收了的那些思想和口號，這些思想和口號，如我們看到的，不但使他們有了一套新的政治語匯，而且也使他們在各次革命大**中作為革命記者和政治家的同盟者參加了戰鬥。這些思想是怎樣傳播給他們的呢？至少在鄉村裏，幾乎全都是文盲，這種傳播一定主要是口頭的[1]；即使在省城和市鎮（阿瑟·楊格發現那些地方也是報紙奇缺[2]），1789年第三等級代表的報告也都是在大廣場上或市政廳外麵向他們的選民高聲宣讀的[3]。我們也可以假定，艾貝爾的《杜歇老爹報》（1793年陸軍部免費發給各軍事單位[4]）也是用來在營房裏達到同樣目的的工具；我們聽說1791年的憲法在製憲議會通過以前，也是通過在工人和其他人的集會上朗讀來加以討論的[5]。
但是，如果認為至少巴黎無套褲黨人沒有直接讀過政治思想家和記者的著作，那就不免是一種錯誤。在首都，識字者看來要比外省多得多，同時代的觀察家和警察報告都證實了這一點。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內在1789年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