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革命群眾的構成
雖然以前各章所描述的各種革命騷亂和暴動，在範圍、組織和目的上各不相同，但是我們要看一看在它們當中是否貫串著一條共同的線索。首先，在這些運動參加者的社會成分上，就顯然有著某種類型的一致性，因為除了葡月武裝叛變者是唯一的例外，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巴黎無套褲黨人——首都的作坊老板、工匠、工資勞動者、店主和小商販。因此，關於社會出身，我們在示威和起事的廣大群眾與指導這些活動或從這些活動中取得政治資本的政治領袖——1789年5月到7月的巴黎選舉人、革命的新聞工作者、巴黎公社的領導人或者國民議會的代表、哥德利埃和雅各賓俱樂部的成員——之間，就看到了一種明顯的區別。這些政治領袖，除極少數例外，都是來自商業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和開明的貴族[1]。我們在下麵將看到，這一種領導人和參加者在出身上的不一致，怎樣反映在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目的的不一致上。
可是，雖然參加這些事變的革命群眾絕大部分是由無套褲黨組成，但他們絕不是來自同樣的社會集團。如果把他們說成是巴黎下層社會性質相同的、無名的“烏合之眾”，隻要政治領袖一發命令就會立即采取行動，或者由於饑餓或暫時不滿的刺激就會自發地產生反應，事實上，那將是一種明顯的過分簡單化。然而在回憶錄作者和曆史學家的筆下，他們卻經常被描繪成為這種形象。
要糾正這種錯誤的描繪，我們不能不研究一下隱伏於這些革命暴動後麵的根本動機；可是，在這樣做以前，我們先必須再看一看參加這些暴動的都是哪些人。如我們所看到的，1787年秋和1788年**的爆發是對於巴黎法院在貴族反叛時期和國王及其大臣進行鬥爭當中所做的鼓動的反應。最初推動這些**的是律師的書記和法院的傳達員；可是，當**繼續下去的時候，老城區的學徒工和幫工便參加了法院書記員的鬥爭，而在1788年，許多市場區、聖馬瑟勒和聖日爾曼郊區的“賤民”也參加了進來。事實上，那些被捕者主要是由小店主、工匠和幫工組成的，其中有半數是各種行業的工資勞動者[2]。作坊幫工和體力勞動者在1789年4月的累維伊揚暴動中起的作用尤為顯著。當時，憤怒的群眾曾經在聖安東郊區搗毀了兩家製造商的房屋。我們看到，這一次，構成**者中間最積極成分的巡回隊曾經特別努力在工資勞動者的工作地點——碼頭、作坊和工場——和住所召集他們參加**；而**的結果是：在大約70名死傷和被捕的人當中，有50名以上的各種工資勞動者。這個比例數固然高得非凡，然而，考慮到在物質極度缺乏和麵包價格高漲時期，累維伊揚竟然或隱含或有意地對工人的生活水平提出威脅，因而引起了郊區及其附近地區幫工和體力勞動者的特別仇視，這也許就不足為奇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