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7月26日，羅伯斯庇爾參加了公安委員會，這正好是他敗亡的前一年。後來成為他最親密的戰友的聖鞠斯特和庫通當時已經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9月4日到5日的“暴動”之後，參加委員會的還有哥德利埃俱樂部兩個領袖俾約·瓦楞和科洛·德布瓦[1]。這些人形成了共和國第二年革命政府的核心。這個政府在革命最緊要關頭這一年，治理著整個國家，抑止了惡性通貨膨脹，供應軍隊以糧食和裝備，挽救了法蘭西免於戰敗和受侵略。即使是最仇視他們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這些功績。
我們在這裏討論的不是這個政府的一般曆史，甚至也不是它在共和國第二年熱月（7月27日到28日）解體的一般原因——而是側重於這個政府如何失去了巴黎無套褲黨人的支持和無套褲黨人如何在它的領導人失敗前夕離棄了他們[2]。在此以前，本書一直在探索造成一種革命形勢的人和物的因素的發展情況，介紹行動中的革命群眾並分析其構成，而現在這樣來研究問題自然是和以前采取的研究方法恰好相反，這一點筆者是認識到了的。另外，我們要在這裏研究的是最有關係的人物離棄革命的原因，而不是他們參加革命的原因。我們知道，如果把一小撮身處高位出謀劃策的人物除外，那麽，與其說羅伯斯庇爾的敗亡是由於他的反對者的革命行動，毋寧說是由於他以前同盟者的離棄，考慮到這一事實，我們現在這種研究方法也許是正確的。
這樣看來，當前的主要問題就是雅各賓派和無套褲黨的聯盟怎樣逐漸遭到破壞，並反映在熱月9日到10日的戲劇性事件中。
首先，政府的力量和行動最初在巴黎“賤民”及其在各俱樂部和各區委員會裏的鬥士中間獲得了信任與支持，這些都是沒有疑問的。上文已經提到，僅僅發布最高限價法令就在他們中間引起了極大的歡欣鼓舞反應。9月29日的法案和11月1日的補充修正法案規定產品的出場價格比1790年6月隻能增加三分之一，外加按每3英裏計算的運輸費，批發商的利潤為5%，零售商的利潤為10%。這一法案包括39種一般消費物品，但是，木柴、魚、煙草、鹽、牛奶和家禽不在其內。在工資方麵，它規定比1790年6月的工資增加50%[3]。1793年6月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1790年以來，以全國而論，主要商品價格上漲一倍乃至兩倍；而在同一時期的工資，雖然各地區和各工種有顯著的差別，平均大約增加100%到150%[4]。以6月這次調查為基礎，現在命令各區按照9月29日法案的規定製訂一份物價和工資的最高限度表——當然，這就意味著此項工作一旦完成，現有物價和工資水平將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