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的被推翻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不僅共和國宣告成立，而且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宣布賦予一切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權利：“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的區別——1789年至1791年的立憲派所十分喜歡的東西——被取消了，每個成年男子從此有權在所有地方的、省的和全國的選舉中投票[1]。這樣，1789年人權宣言宣布的平等觀念就具有了更充實的內容。盡管有這一切成就，可是，我們現在所考察的這一段曆史仍是一個充滿內部深刻矛盾的時期，而不是一個和諧融洽的時期。代替舊的矛盾的是新產生的矛盾，而這與對外戰爭問題完全無關，因為新選出來的國民大會中的各黨派在不同程度上都給戰爭以熱烈的支持。吉倫德黨在這次選舉中一躍而成為議會的多數黨，並且有地方上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巴黎，由於他們在八月革命中采取的曖昧態度，因而失去了武裝民眾的支持。與吉倫德黨對峙著的是山嶽黨，黨的領袖羅伯斯庇爾、丹敦和馬拉現在都被選進了國民大會。他們深得巴黎各區和俱樂部的擁護，因為他們在八月事件中起的作用使他們在各區和俱樂部中間享有極高的聲譽。鬥爭逐漸在秋天展開，隨著這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許多新的叛變行為與戰爭的失利而日益激烈，到了初夏便爆發為公開的暴力行為。這場鬥爭一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才獲得解決，這時，吉倫德黨的領袖們被加入巴黎國民自衛軍的無套褲黨人強行趕出國民大會。然而，隻有到9月群眾進一步暴動之後，雅各賓派的專政才得到鞏固，專政的工具即共和國第二年革命政府才宣告成立。
但是，成為革命第二階段中最顯著特征的山嶽黨和巴黎無套褲黨的聯盟，並不是沒有經過困難和緊張時期就實現了的。除了政治權利以外，無套褲黨人並沒有從八月革命中得到什麽實際利益。新的巴黎公社曾經領導由他們積極參加的暴動，但它既不是由他們締造的，也不合乎他們的理想：雖然同1789年和1791年的公社比起來，坐在裏麵的律師和商人少了一些，但是，小店主、作坊師傅和幫工隻占公社成員的三分之一；而律師和記者雖然是少數，卻占據著領導地位[2]。不過，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發生變化。當時存在著更為直接的迫切問題，如工作和糧食價格問題等。11月，聖安東郊區的玻賓庫爾區議長曾向國民大會呼籲，要求給“工人公民這一人數眾多的階級”準備麵包和工作[3]。曾引起1792年9月**的糧食價格的上漲，在夏季和秋季有所緩和[4]，但是1793年最初幾個月又猛漲起來：比起上一年春季，這一次來勢要凶猛得多，波及的消費品範圍也更為廣泛。到2月，精製砂糖（1790年售價為24蘇）賣到47～60蘇，粗糖（1790年售價為12蘇）賣到40蘇，牛油蠟燭（1790年售價為15蘇）賣到18蘇半～20蘇，咖啡（1790年售價為34蘇）賣到40蘇，肥皂（1790年售價為12蘇）賣到23～28蘇。結果引起了比上一年食糖暴動更廣泛更持久的群眾騷亂。巴黎各區全部或者幾乎全部卷進了這次騷亂，它大概比革命中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清楚地標誌著“賤民”和有產階級之間的根本利益的衝突。這些有產階級中包括曾經在雅各賓俱樂部作過演講或者鼓過掌，或在國民大會中同山嶽黨同坐過最高一排椅子的極端民主派在內[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