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群體暴力與社會關係——革命群眾（1789—1795年）[1]
對這些投身革命的群眾，我們很有必要認識他們。曆史學家並沒有忽視他們，大家都強調他們作用的重要性，沒有他們，革命就不能成功。但是，不管讚同還是反對，他們都是從“上麵”，高高在上地看待這些群眾，致使革命群眾成為一種脫離實體而抽象的、善與惡的化身。
早在革命初期，英國曆史學家伯克在他的《關於法國革命的感想》（1791年）裏就認為，1789年10月闖進凡爾賽宮的群眾隻是一群“凶狠的野蠻人，殘暴的殺人犯”，而那些押送王室回到巴黎的婦女則是“以最卑鄙和墮落的女人形象出現在地獄裏的潑婦”。大約1個世紀以後，在泰納的《現代法國的起源》（1875年）一書裏，斥責和咒罵的詞語更為豐富。在他的筆下，被1789年“大恐懼”煽起造反的農民是“走私犯、私鹽販子、偷獵者、流浪漢、乞丐、慣犯”。7月14日的巴黎人是“浮上來的社會渣滓……首都仿佛落到了最低賤的平民和強盜的手裏……衣衫襤褸的流浪漢，有的幾乎赤身**，大部分人像野人一樣青麵獠牙，煞是嚇人”。1789年10月向凡爾賽進軍的婦女是“娼妓……加上洗衣婦、乞丐、光腳的女人以及花錢雇來的下賤女人”。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王朝的起義者“幾乎都是最低賤的平民，或是從事最卑鄙職業的、嗜血成性的、汙穢地方的打手和走狗”。總之，革命人民是“在紫紅色地毯上打滾的一頭畜牲”。泰納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衝擊下寫這本書的，社會恐懼使他發出這些咒罵。這種史學傳統並未中斷，無論馬德蘭或加克索特的著作都是如此。
與此相反，米什萊和堅持共和傳統的史學家卻認為，革命群眾具有人民的各種美德。惡的化身巴士底獄是被善的化身人民的力量推倒的。米什萊寫道：“巴士底獄……投降了，內疚使它心慌意亂，使它發瘋，從而喪失理智”；是“人民，全體人民”戰勝了它。是人民解決了1789年9月的危機：“隻有人民找到了救急的藥方，他們去尋找國王”。革命群眾的基本成員——婦女被恢複名譽，並受到讚揚。“人民之中最具有人民性的，我指的是最本能、最有靈感的，肯定是婦女。”米什萊在書的結尾寫道：“所有的法國革命史到目前為止都是以君王為主體撰寫的，有的以路易十六為主，有的以羅伯斯庇爾為主。而這部法國革命史則是第一部共和史。它摧毀了偶像和神。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它隻有一個英雄：人民。”路易·勃朗的《法國革命史》（1847—1862年）遠沒有如此高昂的熱情，但它也屬於同類。奧拉爾的《法國革命政治史》（1901年）也是如此。他是一位激進的大學教授，重視史實，文體簡練。他說：“整個巴黎都奮起了，它武裝起來攻占了巴士底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