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與荷蘭革命、17世紀英國革命一樣，是使資產階級成為世界主宰的這一長期社會、經濟演變過程完成的標誌。
這個當今人所共知的真理是由資產階級最覺悟的理論家從19世紀開始宣告的。為了從曆史角度論證《憲章》，基佐曾指出，法國社會和英國社會的主要特點在於：在人民和貴族之間存在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它的思想逐漸明確，並建立了一個新社會的框架。1789年革命便是對這種新社會的確認。其後的托克維爾及泰納也讚同這種觀點。托克維爾曾以“一種宗教的恐怖”談道：“這場不可抗拒的革命多少個世紀以來突破重重阻礙向前發展。今天，人們仍然看到它在自己造成的廢墟中前進。”泰納勾畫出資產階級在社會地位方麵緩慢地上升，這最終使它對不平等狀況不能忍受。但是，盡管這些曆史學家確信資產階級的誕生和發展首先歸功於流動財富、商業以及後來的工業企業的產生和發展，他們卻從未注重具體研究大革命的經濟根源和從事這場革命的社會各階層。
尤其應當指出，盡管這些資產階級曆史學家們具有遠見卓識，他們都未能闡明一個根本問題：大革命歸根結蒂應該通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之間的矛盾來加以解釋。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強調指出，資產階級力量所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是在“封建社會”自身的內部產生和發展的。在18世紀末，所有製關係、農業和製造業的組織形式已不再適應迅速發展的生產力，並成為生產的阻礙。《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們寫道：這種桎梏“必須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1]
在《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一書中，饒勒斯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之所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本人也在該書《總引論》中承認，他對曆史的解釋中“既有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觀點，又有米什萊的神秘主義觀點”。）再現了大革命的經濟和社會基礎，雄辯地展示了一幅廣闊宏偉的時代畫麵，它至今仍不失為一座不朽的豐碑。他寫道：“我們懂得，經濟條件、生產和所有製方式是曆史的基礎。”饒勒斯之所以能把大革命史研究推向前進，是與20世紀初工人運動的高漲分不開的。關於這一點，如果說他本人並未明確指出，阿爾貝·馬迪厄卻感覺到了。馬迪厄在1922年《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再版前言中寫道：饒勒斯把他在政治鬥爭中的“敏銳感與嗅覺”同樣運用於曆史資料的研究中。“由於他投身於各種集會和黨派的激烈的政治生活中，他比那些教授和埋頭於工作室的人更能體會出革命者的**及他們明確或隱晦的思想。”饒勒斯的著作或許有簡單化的毛病。在該書中，大革命的發展是單一性的：其原因在於業已成熟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和知識方麵的力量，其結果則是這種力量以法律的形式被確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