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國委員會視國防的需要高於一切。它不願向人民群眾的要求讓步，怕這樣會損害革命的統一；它也不願向溫和派的要求讓步，怕這樣會犧牲維持戰爭所必需的統製經濟，犧牲使所有人都服從的恐怖製度。但是，這兩種矛盾的要求之間的平衡點究竟在何處？革命政府極力在溫和主義和過激主義之間保持中立。但生計危機在冬末突然激化。過激的反對意見和平民的不滿情緒匯集起來，迫使革命政府在雪月間放棄保守主義立場。政府擺脫了極端派的困擾。通過鎮壓科爾得利派領導人，它取消了人民運動的獨特要求，結果使自己非但不能打擊溫和派，反而受到它的擺布。後來政府拚盡全力，一度頂住溫和派的壓力，但終因得不到人民的信賴和支持而覆亡，做了從頭一天起就控製著自己命運的那種矛盾的犧牲品。
Ⅰ.與亂黨的鬥爭和救國委員會的勝利（1793年12月—1794年4月）
1793年秋，救國委員會通過肅清忿激派，製止非基督教化運動，暗中打擊各種群眾組織，尤其是各種區民社團，表露出要同人民運動（它始終也隻是在尾隨該運動而不是在領導該運動）疏遠的意願。正因為如此，它受到國民公會的任意擺布，同時還助長了議會中和輿論界反對派的攻勢。
丹東支持羅伯斯庇爾反對非基督教化分子，並非沒有個人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用心。他想營救他的一些剛被捕的朋友，那些人不是跟“外國人陰謀”事件有牽連，就是與東印度公司清算案有關係（如法布爾·代格朗蒂納等人）。丹東還有更遠的考慮，即通過分裂救國委員會（其中的比約-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認為是親無套褲漢分子）來削弱革命政府。丹東派的政策在極端恐怖統治、鞏固最高限價、殊死戰爭等問題上都與埃貝爾及其科爾得利俱樂部的朋友們所擁護的平民綱領背道而馳。政府對非基督教化運動的進攻導致反動勢力萌生，便利了丹東派的攻勢。打擊亂黨的鬥爭開始爆發，這種鬥爭不僅給革命政府，而且給人民運動以致給大革命本身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