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工資的最高限價則激怒了工人們。由於全國總動員和戰爭的負擔，勞動力減少了，工人們利用這種情況增加了工資。許多市鎮，尤其是巴黎市，從未公布過工資的限價表。然而國家卻在國營工場裏嚴格實施限價法，不對工人有任何寬容。芽月慘劇之後，新巴黎市府製止所有聯合結社的圖謀。救國委員會也采取壓製工資勞動者的態度。救國委員會認為，整個財政經濟的大廈建立在雙重最高限價法的基礎上，放棄這種雙重限價必將引起整個體製的坍塌和指券的垮台。罷工遭到鎮壓。收獲季節臨近時，政府令農業工人處於被征召狀態，並限定他們的工資額。熱月5日（1794年7月23日），巴黎市府終於公布了工資最高限價。對於許多職業團體，這一限價事實上專橫地降低了勞動日的價格。工人們的不滿情緒由此變得更加強烈。這種工人的不滿同飽受征調壓迫的農民、憤憤於限價規定的商人，因指券而破產的食利者的不滿情緒匯合在一起。
但總的說來，統製經濟不應被看作消極的東西。它畢竟使共和國的軍隊得到給養和裝備。沒有它，勝利是不可設想的。正是由於它，城市的人民大眾才獲得每天有保障的麵包供應。共和三年經濟自由的恢複又使他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4.社會民主
人民大眾和革命的中等資產階級盡管有某些細微差別，但都持有一種社會民主的理想。財富的不平等使政治權利徒有其名；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不僅在於自然，而且還在於私有財產——人們中流行著這種18世紀社會哲學的老生常談。但是，很少有人達到主張通過廢除私有製來打亂社會秩序的高度。1793年4月21日，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宣稱；“財產的平等是一種幻想。”像當時的一切革命者一樣，他譴責主張平分地產的“土地法”。在此以前，3月18日，國民公會曾一致決定以死刑懲罰土地法的擁護者。但在同一講演中，羅伯斯庇爾斷言：“財富的極端不均是許多罪惡的源泉。”無套褲漢和山嶽派對於“富足”、“闊佬”及過分的財富持敵視態度。他們的共同理想是建立一種獨立小生產者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小店或棚鋪，可以在無須受雇於他人的情況下養家活口。這與18世紀末的法國大眾的理想相符，它體現了小農、農村短工、手工業者、幫工以及小店主的願望。這種理想和當時大多數生產者的經濟狀況是一致的。但它又與當時出現的關於生產自由的要求相矛盾。生產自由必將導致資產的集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