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當1792年法國人進駐美因茨時，格奧爾格·福斯特爾是當地選帝侯圖書館的管理員。[1]他當時三十多歲。在他身後是一段豐富多彩的人生：他在少年時就跟隨他的父親參加了1772～1775年庫克（Cook）[2]的環球航行，也是在少年時就通過翻譯工作和臨時工作感受到了生存鬥爭的艱辛。接下來，在奔波在外的漫長歲月裏，福斯特爾就像比格爾（Bürger）、荷爾德林（H?lderlin）或者倫茨（Lenz）這些人一樣深刻地認識了他所處時代德意誌知識分子的困苦。[3]但是他的困境不是隨便哪個小官邸裏的家庭教師的困境，他的舞台是在歐洲，因此他命中注定幾乎是唯一一位從根本上去理解歐羅巴對現狀之答複——這一答複由這些現狀所推動——的德國人。他以美因茨城代表的身份在1793年去了巴黎，並在德國人重新奪回美因茨而且將他驅逐從而阻斷了他的回國之路後，在巴黎待到了1794年1月去世。人們有時從他在巴黎寫的信件中挑選段落編輯出版。但是，如此所為收效甚微。因為，不僅這些信作為一組在德國書信文學中幾乎找不到同類的信函係列是一個統一體，而且幾乎每封單獨的信件都是一個整體，從起首語到落款都是源源不斷的、來自一種直至生命邊緣之完滿體驗的傾吐。在當時，像福斯特爾那樣的人很難領會革命自由為何物以及它如何深深地依賴於貧困，沒有人像他那樣表述：“我再也沒有家鄉、沒有祖國、沒有親朋好友，所有之前眷戀著我的一切，為了接受別的關係都棄我而去。而當我思及過去並且還自認為與此相關時，這純粹就是我的選擇和我的想象力，而非局勢的強迫。我命運中美好幸福的轉變能夠給予我很多；糟糕的那些無法從我這裏奪走一切，除了當我無力再支付郵資時，奪走我寫這些信的樂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