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尼采的朋友、巴塞爾新教神學和教會史教授弗朗茨·奧韋爾貝克（Franz Overbeck）是偉大的調解人之一。[1]辛克萊爾對荷爾德林意味著什麽，奧韋爾貝克就對尼采意味著什麽。[2]這種人——我們如果不是完全把他們看作代言人的話，就經常隻是把他們看作一類善意的幫手——要無限重要得多：他們是一個更富洞察力之後世的代表。即使他們常常為那些他們永遠認識到其聲望之人操最基本的心，但是他們從未逾越自己作為副手要維持的界限。在尼采與奧韋爾貝克之間長期的書信交往中，沒有一篇文章比下麵這封信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地證明了這一點。這是因為，在所有這位朋友寄給尼采的信中，這封信可能是最大膽的。不僅是因為他的建議——他向《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作者提議接受巴塞爾的一個高級中學教師的職位，而且同樣因為他的請求——這些請求牽涉尼采的生活方式及其最內心的衝突。這些是怎樣與客觀信息和探詢交織在一起的，這就構成了這封信真正的精湛技藝。因此，它不僅如同一張通行證那樣開啟了對尼采之生活圖景的認識，而且同時提供了一幅寫信人的畫像。更確切地說，是一幅關於寫信人最內在天性的畫像。因為這位中間人唯有擁有對極端之物最透徹的洞察才能擔當這個角色。他的論戰著述——《基督教信仰與文化》（Christentum und Kultur）和《論我們今日神學之基督教信仰》（über die Christlichkeit unserer heutigen Theologie）——已經毫無顧忌地表明了這一點。對他而言，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無條件的、以末世論為基礎的、否定世界的宗教信仰。根據這種對世界的否定，他覺得，基督教信仰對這個世界及其文化的接受是對其本質的放棄，自教父時代起的所有神學都是宗教信仰中的撒旦。奧韋爾貝克知道，憑著這些文章他已經把自己“寫成了德國神學導師”。這裏是一封信，它的寫信人和收信人已經自願將自己從“經濟繁榮期”（Gründerzeit）[3]的德國中排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