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史前時期是熟知悲劇中的瀆神行為的，瀆神行徑以英雄的生命為代價取得了其沉默的正義性。英雄拒絕在諸神麵前為自己辯白，他以一種類似契約的贖罪程序與諸神達成一致。就其雙重性而言，這一程序不僅僅是在更新了的共同體的話語意識中重建一種古老的法律形態，而且更是對這種古老律令的瓦解。競賽、法與悲劇，這是希臘生活中偉大的、帶有抗爭性的三位一體——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希臘文化史》[154]就將競賽對抗作為希臘文化的主題——在契約的符號下，這三者得以聯合。“為了反對自衛權和自我救助，在赫拉斯形成了立法和執法程序。當追求自我權力的傾向消失，或者邦國成功遏抑了這種傾向時，審判程序一開始並沒有具備請求法官裁決的特征，而是體現為一種贖罪的處理行為……這樣一種程序的主要目標不是實現絕對正義，而是說服受害者放棄報複，在其框架裏，取證與申辯話語的神聖形式必然會具有特別高的意義，這些形式是為了製造印象，連敗訴者都會被這印象所打動。”[155]古典時代的審判，尤其是刑事審判，是對話，因為它是建立在原告與被告的雙重角色上，並沒有官方程序。它所擁有的歌隊式的隊伍一部分來自宣誓證人［因為，比如說在古代克裏特的法律中，雙方都要以宣誓作證者來證明自己，這也就是品行證人，他們起初在神意裁決（Ordal）中是帶著武器來為自己一方的人作證的］，一部分來自請求法庭寬恕的被告同伴中的自願者，還有一部分來自進行裁決的公民大會。雅典的法律中較為重要的特色是狄奧尼索斯式中斷，也就是說允許心醉神迷的話語打斷按規則輪替進行的論戰，從生動的言談的說服力中形成的正義高於以武器或者按規整的語言形式互相爭鬥的部族在審判中形成的正義。神意裁決被自由狀態下的邏各斯所突破。這一點體現了雅典的法庭審判與悲劇之間深深的親緣性。英雄的話語單個地突破自我的僵化堡壘，變為了憤怒的呼喊。悲劇進入了審判程序的那種畫麵中；在悲劇中也實行了贖罪程序。所以在索福克勒斯與歐裏庇德斯的作品中，英雄學會的“不是言說……而僅僅是爭論”，這也是為什麽“古典戲劇中找不到愛情場景”[156]。但是，如果在劇作家看來，神話就是審判，那麽他的作品就既是這一審判的模擬又是這一審判的修正。而整個審判程序就擴大到了圓形露天劇場的範圍。民眾出席了這一審判的重新開審，他們是監控的機構，也就是裁決的機構。他們要對這一類比作出裁決，劇作家通過展示這一類比更新了關於英雄業績的記憶。但是悲劇在結束時透露出了一種尚未結案的餘音。雖然每個結局也是一種拯救，但是隻是個別的、尚存爭議的、有限的拯救。在此之前或之後上演的薩提爾劇表明了，對於演繹出的這一審判程序的開放結局，隻能以喜劇的賣力折騰來預備或者回應。而這也表現出了這種不徹底的結局的恐怖之處：“在他人心中喚起恐懼與憐憫的英雄自己始終是一個無動於衷的僵硬自我。在觀看者心中，這些恐懼與憐憫又立刻內化，使觀看者也成了一個故步自封的自我。每一個人都與自身獨處，每一個人都隻知自我。不再有共同體。但是卻出現了共同的內涵。這些自我不會彼此往來，但是在所有人心中都有同樣的聲音，都是對自我本身的感覺。”[157]程序化的悲劇創作帶來的災難性持續影響體現在“三一律”理論中。該理論中最客觀的規定性甚至在如下的深刻闡釋中也被忽略了：“地點的統一是對身處變幻莫測的周遭生命之中而屹立不動的狀態最不言而喻的、最貼切的象征；因此也就是塑造這種狀態的必要技術手段。悲劇性事物隻是一個瞬間：這就是時間的統一所表達出的意義。”[158]並不是說這一分析值得懷疑——英雄自下界而出，在有限時間裏現身於世，這使得時間進程的停頓得到了最有力的強調。讓-保羅（Jean Paul）在談論悲劇的修辭學說“誰會在公共節慶上向人群展示陰鬱的影子世界呢”[159]時，他反對的僅僅是最讓人吃驚的神啟預言。與他同時代的人再沒有誰夢想過這樣的事了。但是，正如通常的情況一樣，這裏的形而上學解釋中富於成果的一麵也是來自實用主義層麵的。在這個層麵上，地點的統一是：法庭；時間的統一是：依據不同方式——太陽的升降或者其他方式——來限定的審判日；情節的統一是：審判程序。這些事實使蘇格拉底的對話成為悲劇不可逆轉的尾聲。英雄在其有生之年不僅僅獲得了話語，而且獲得了一群年輕的追隨者，為他代言的年輕人。從此以後，是他的沉默而不是他的言談充滿了各種諷刺。這是對立於悲劇諷刺的蘇格拉底式諷刺。悲劇諷刺在於言談的脫軌，此時話語在無意識中觸及了英雄生命的真相，也即那個自我，那個如此深陷自我封閉，即使在夢中呼喚自己的名字也不會醒來的自我。而那位哲學家的諷刺性沉默，難以接近的、帶有模擬性質的沉默則是自覺的。蘇格拉底之死取代了英雄的犧牲之死，他樹立的是一個教育者的範例。蘇格拉底的理性主義向悲劇藝術提出了挑戰，而柏拉圖的作品則以一種優越感決定向悲劇開戰，這種優越感最終對挑戰者而不是被挑戰者更具有決定性作用。因為這一戰爭並不是以蘇格拉底的理性精神，而是以對話精神本身進行的。在《會飲》的結尾處，當蘇格拉底、阿伽通和阿裏斯托芬單獨對麵而坐時——柏拉圖隨晨曦一起投入室內並投射在三人頭上，投射在他們關於真正的文學家，即既可寫悲劇又可寫喜劇的文學家的討論之上時，難道不正是其對話的清醒之光嗎？在這段對話中提到了悲劇與喜劇所共有的，體現其辯證關係的純粹戲劇語言。這種純戲劇重新製造出了秘教，而在希臘戲劇形式中這一秘教已經漸漸世俗化了：秘教的語言是新戲劇，尤其是悲苦劇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