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綱先生近年回憶說，胡適在1931年“九一八”前夕，曾與徐誌摩和他一起登臨景山。本來遊興甚高，在俯視故宮後，“一瞬間，胡適的臉忽然陰沉起來，過了一刻，他沉痛地說：‘東北情況嚴重，如果當年馮玉祥不把溥儀驅逐出宮，今天北京不知怎樣了。那時我反對把溥儀驅逐出去，我錯了！’言下不勝沉痛”。[1]
這個故事已數次為人所引用，僅《文匯讀書周報》就兩次刊發討論此事的文章，且引用討論者與羅先生一樣，都有意想要為勇於“改正錯誤”的胡適“正名”。換言之，他們都試圖修訂或重塑我們曆史記憶中的“胡適形象”（既存的胡適形象也是由他本人及其他人“塑造”出來的，其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曆史真實姑暫不論）。正如王汎森先生所說：“人們的曆史記憶像一塊黑板，可以不斷地添寫、修改、擦拭。”而集體曆史記憶也確實需要不斷地“再生”（reproduce），才能延續。這一不斷“再生”的行為與過程，可以是有意的，也可能是無意的。但往往不僅“受自然的限製，也可能受社會政治情境所左右”。[2]
一般而言，羅先生是當事人，他的觀察又仔細到胡適的臉色語氣心情，應該沒有什麽問題。但恰恰是在涉及語氣的用詞遣字方麵，這個回憶似乎出現了時代誤差。我們如果學胡適教給羅先生的考證方法來分析一下，就會發現直呼宣統帝之名不太符合民國十幾年時人的說話習慣，尤其不合胡適的表述習慣，倒更像是經過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知識分子的口吻（甚至在“逐”前加“驅”這樣的字，雖然也有較早的先例，似乎也非民初人常用的口頭語言）。那段話應非胡適原話，最多是羅先生的轉述，其實不必用引號。
羅先生在講述此故事後接下去就此進行了簡單分析，大致可知他作為轉述者對此事的態度與觀點。他認為：“溥儀在辛亥革命時就應該驅逐出宮，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正是代表民意的革命行動。”有這樣的個人見解，羅先生得出胡適在事發當時“並不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後來則因“意識到大風暴即將到來”，於是“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並“沉痛地悔恨自己的錯誤”這樣的認知，是合乎邏輯的。但正如胡適告訴羅先生的：“凡治史學，一切太整齊的係統，都是形跡可疑的，因為人事從來不會如此容易被裝進一個太整齊的係統去。”（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那看上去合乎邏輯的發展，就頗有些“形跡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