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近代史者都知道，與古代史相比，近代的資料極其豐富，即使很小的題目也幾乎不可能做到史料的窮盡。這就更要求治史者盡量廣泛地占有與研究對象相關的史料，然後可減少立論的偏差。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一個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擴充，雖然也曾導致忽視常見史料的傾向[1]，但在注意糾偏的基礎上，針對今日史學界讀原始材料不夠認真的風氣，史料擴充仍值得進一步提倡。例如，檔案特別是基層檔案的運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極為不足，造成我們史學言說中鄉、鎮、縣層次的論述迄今非常薄弱。
盡管如此，就整體傾向而言，對檔案材料的重視已基本成為學界的共識，論著中是否使用相關檔案資料往往是“評審”者一個重要的評判依據，一些學人甚至可以說具有某種程度的“檔案崇拜”情結，幾乎到了無檔案便不足以成史的程度。在充分確認檔案重要性的前提下，還應認識到檔案中也可以包括並且實際包括著一定程度的虛構成分。[2]檔案本身的產生及其得以保存下來，並不像許多檔案“崇拜”者所設想的那樣“客觀”；且不說檔案創製者和保存者所處時代主流意識形態賦予檔案的“主觀性”，就是各種偶然因素無意中的影響，也常常可以大幅度降低檔案材料的“客觀性”。
若進一步深入考察，檔案材料也和其他不論第一手還是第二手材料相似，都是某種“故事”的陳述。孟子曾提出一種“論其世”以“知其人”的解讀古人言說方法（《孟子·萬章下》），從這一視角看，陳述出的“故事”本身之真偽（即是否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所陳述的“本事”）是一問題，產生“故事”這一文本的語境，同一“故事”的多種陳述，以及任何類型的“故事講述者”怎樣講述故事等，都可以告訴我們許多史事真偽之外的內容。[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