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變遷往往影響人們對曆史上人與事的觀感。錢鍾書先生注意到，對於人事的“後世定論”很可能與“當時公論”不同，如梁簡文帝對謝靈運的評論就“似是當時公論，卻未成後世定論”。他並注意到：“梁文之有江淹、劉峻，猶宋文之有鮑照，皆俯視一代。顧當時物論所推，乃在沈約、任昉；……及夫世遷論定，沈、任遺文中求如《恨》《別》兩賦、《絕交》廣論之傳誦勿衰者，一篇不可得。”[1]不過，世遷然後論定也是相對的，更要看對什麽人而言。對文學評論家來說，“後世定論”或可為準；對史家言，則把握“當時公論”顯然更為緊要。讀史者稍不謹慎，即容易受“後世定論”之影響，而忽略“當時公論”之意義。
實際上，“後世定論”也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的。王汎森先生說：“人們的曆史記憶像一塊黑板，可以不斷地添寫、修改、擦拭。”而曆史記憶也確實需要不斷地“再生”（reproduce）才能延續。這一不斷“再生”的行為與過程，可以是有意的，也可能是無意的。但往往不僅“受自然的限製，也可能受社會政治情境所左右”。[2]後世凡欲對前人下定論者，實即立意參與曆史記憶的修訂或重塑；如試圖為什麽人正名或貶斥某人之時，胸中或不免已先有莊子所謂“成心”在，其對論據的選擇和論證無意中便會受此“成心”的影響，結果重塑出的形象有時可能反去真相更遠。
對史家而言，無意中形成的集體曆史記憶（collective memory）似更值得注重。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史家對集體曆史記憶的關注日見廣泛，這大致可溯源於20世紀60年代法國史學界對集體心態（collective mentalities）的研究。心態史家感興趣的是諸如家庭生活、風俗習慣、社會觀感和民間宗教一類的大眾文化，但側重的不是具體的觀念或事件，而是其反映的思想結構。這些題材實際都牽涉到對往昔之“慣性權勢”的認同與否，從而或多或少導向集體曆史記憶的性質和信息資源這樣更深層次的問題，結果開拓出一片廣闊的史學新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