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999）是五四運動80周年，治史者不免從反思角度回看五四。一般多以為蓋棺即可論定，但我們曆史記憶中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怎樣一回事，恐怕仍是言人人殊。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未到蓋棺論定的程度，甚至連許多基本史實都還沒有搞清楚。這樣說許多研究五四的學人可能會不同意，但有些我們認為是已論定的“史實”，當時的當事人或者便不這麽看。
比如，身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許傑先生在1993年回憶說，在五四後期，在歡迎德賽二先生之外，又提出歡迎“莫拉爾小姐”的口號。我們知道“道德倫理革命”是新文化人的口頭禪之一，無疑是當時的關鍵詞。但“莫拉爾小姐”是否作為一個口號提出，則幾乎未見研究。如果當時確曾提出，何以不用慣習的“先生”而改用“小姐”，是否意味著某種思想上的反動（非近年所謂反革命義）？尤其是否有意無意中感到了性別的重要性或女性在五四口號中的邊緣化？這是今日有了“性別”這一新思想武器的學者大有用武之地的領域，可惜五六年來，在許多人慨歎五四已無題可做之時，這樣的上好題目卻無人問津（四川大學近有人做）。
人的記憶不一定準確，尤其許老先生是針對“在繁榮市場經濟的同時，也應將莫拉爾姑娘歡迎回來”這一新的時代問題而引出的回憶，有意無意中或許帶點“後見之明”的意味。如果確是如此，則時代需要怎樣“喚醒”曆史記憶也非常值得研究。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假如許先生回憶得不錯，則“莫小姐”何以在人們的記憶中被自然抹去？隨著“個人”這一五四時期的絕對關鍵詞逐漸疏離出時人思想言說的核心（1923年以後，團體傾向的“國家”“民族”等顯然徹底壓倒了“個人”，這一轉化的進程似尚乏可觀的研究），整個“道德倫理革命”確實呈逐漸淡化的趨勢。這一淡化的進程及後之研究者對此的不夠重視，同樣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