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五四後的梁啟超並非特例，他所說的“人類有價值的共同事業”具體即指剛成立的國際聯盟，也可以說是今日聯合國的前身。在巴黎和會以前，從康有為、梁啟超到李大釗等具體政見相當不同的士人，都曾把國聯與“世界大同”相提並論。但多數人在目睹巴黎和會的結果後已對國聯所代表的理念大失所望，而廖仲愷在1920年1月1日發表《中國和世界》一文，仍在慶祝“世界大同的元旦”，他指的就是當年1月10日即將正式成立的國聯。
國家主義派要角餘家菊後來也回憶說，他1922年出國留學時，國人仍“醉心於世界和平”，對威爾遜在凡爾賽和會的失敗，“世人終覺其為偶爾小挫，難阻進化潮”，他自己對“公理戰勝”的夢想也仍在持續，要到歐洲後才觀感大變：“我親眼看見弱小民族的困苦，親眼看見各國民性的差異，親眼看見各國國民意識之發揚，親眼看見各國之劍拔弩張。”於是“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夢，都粉碎了”，從此走上國家主義之路。
當年很多人轉向民族主義正因國聯所象征的“公理戰勝”對中國而言太過虛假，然而梁啟超卻可以原諒威爾遜，廖仲愷仍視國聯為“世界大同”的開始，餘家菊的回憶表明不少人分享著類似的心態。要知道梁、廖、餘那時在內政方麵的見解是相當不同甚或對立的，然而他們在麵向世界的傾向上則表現出異曲同工的共鳴，最能表明世界主義的餘波依然不弱，仍有相當的影響力（後來胡適所謂“充分世界化”的提出，才是世界主義真正衰落的表征；世界化而必須爭，且須充分，表明此事已成疑問，不得不大肆鼓吹，反映出強烈的危機感）。
後來的研究者多看到五四運動後民族主義傾向增強，但當時的國家主義者則看到相反的傾向。中國的國家主義派在歐戰後逐漸興起，後來發展成為青年黨。他們所說的“國家主義”，在英文就是今日一般譯作“民族主義”的nationalism，無異於三民主義之一的“民族主義”。或因其視角的獨特，他們都觀察到中國當時麵向世界的非國家主義傾向，並感覺到強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