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歐戰結束後，許多中國讀書人將其視為新紀元的開端，康有為、蔡元培和李大釗等見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與過去之我戰”的梁啟超，更有非常明顯的轉變。他以前曾經主張世界主義是理想，而民族主義是現實，如今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梁啟超在清末曾指責中國人沒有國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也就是說，中國人一向重視“個人”和“世界”，而忽視其間的“國家”。如果梁啟超看到的真是中國的“傳統”（這與“修齊治平”的傳統進程顯相抵牾），則以反傳統著稱的新文化運動，倒呈現出明顯的傳統意味。那時的兩大主流正是“個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當時北大學生傅斯年說的一句話：“我隻承認大的方麵有人類，小的方麵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
當年人所說的“階級”，略同於今人所說的“階段”。傅斯年的表述，或許也受梁啟超的影響。梁在1912年曾說，“我國數千年教義習慣，由國家等而下之，則地方思想、宗族思想、個人思想甚發達焉；由國家等而上之，則世界思想甚發達焉”。而對處於兩者“中間之一階級曰國家者”則少有心得，故國家思想“發育濡滯，而至今未能成形”。兩人所見當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間階級”較寬，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啟超卻將這些都歸於與個人同類的一頭，特別強調“國”是最應重視的單位。
到五四時，梁啟超的見解已變，主張“國家是要愛的”，但“一麵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麵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隻要把傅斯年所說的“人類”更換為梁啟超所說的“天下”或“世界”，則梁氏在清末所斥責的中國“傳統”，到五四前後恰成為青年學生心目中的正麵價值，並逐漸成為梁啟超自己也接受和提倡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