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史上，五四運動具有某種劃時代的意義，這大致是眾皆認可的。對北伐前的民國而言，五四更像一個分水嶺，把此前和此後的時代潮流大致區隔。
關於五四帶來的變化，過去一般較多注意“個人”的淡出和“群體”的凸顯（落實在“國家”、“民族”之上）。而五四前後也是西潮衝擊以來中國人最願意把自己和“世界”聯係在一起的時候。當巴黎和會的結果告訴中國人，“世界”仍是一個外在的區域，尤其世界性的“公理戰勝”其實並不包括中國之時，“國家”、“民族”與“世界”這些新詞匯之間的關係就未必融洽，甚或可能對立了。風潮來時，最易激動的青年學生首當其衝，也是所謂現代社會的常態。
當年的學生因巴黎和會的刺激轉而偏向民族主義，是一個不爭的現象，但這種轉變在我們的曆史記憶中似太直白。其實五四帶來的變化未必一致：從趨重個人到趨重群體，五四前後的確呈現出很明顯的轉變；但此前麵向世界的趨勢卻仍在持續，即民族主義的興起並未立刻導致世界主義的衰落，較明顯的轉變要更晚才出現。這一動向過去未受關注，部分即因曆史的豐富性被忽視，使我們寫出的曆史都“簡明扼要”得像電線杆，其實曆史可能更像一棵棵鮮活的樹，有主幹也有枝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