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運動稍後，正當梁啟超因歐戰的殘酷而對人類運用“科學”的能力提出質疑之時，梁昔日的老師康有為將其寫於1905年的《物質救國論》（此書承郭熹微教授提示，特此致謝！）再次刊印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戰曾使許多過去的趨新派如嚴複等對西方的“物質文明”失望，梁啟超便因此而更注重與之對應的東方“精神文明”。康有為那時所見卻相反，他特別在1919年的“後序”中說：當年成書後即“欲布發此書，時吾門人梁啟超以為自由、革命、立憲足以為國，深不然之；閣置久不印刻”。而“歐戰大戰之效”恰證明他“凡百進化，皆以物質”的觀點不誤，遂刊印此書以為醫國之藥方。
近代以“學戰”為表征的中西文化競爭到1905年時勝負已分，西方文化優越觀已大體在中國士人心目中確立，尊西趨新乃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其結果，反西方者也多采用西方的方式或以西來觀念為思想資源。康有為那時強調從事西人所長的物質學，所針對的主要已不是中國的守舊觀念，而是西來的自由、平等、立憲、革命等政治觀念（用新文化人的術語就是以西方的“物質文明”反其“精神文明”），這是全書的一大宗旨（由此益可見康的“後序”對梁啟超的貶斥態度）。不過1919年的康有為久已退居中國思想言說的邊緣，所以後來攻擊梁啟超“反科學”的胡適等新文化人便未曾注意到他們竟然有這樣一個守舊的同盟者（當然也可能因康已名聲不佳而不欲利用）。
《物質救國論》是康有為自戊戌出亡後遊曆亞歐美八年後帶總結性的反思，非常值得關注（並參看康當時所著的《列國遊記》）。如果可以通過“關鍵詞”來看康的主張，則他是以“物質”（物質學、新物質學）為手段以達“救國”之目的；強調近代已是重物質競爭的“新世”，時代既變，內在的“道德”遂讓位於外觀之“文明”，而且評判標準也已落實在戰場之上，即“兵”的勝負成為“文明之標誌”。既然“各國強弱視物質之盛衰為比例”，則“歐洲中國之強弱不在道德、哲學”，戰敗的中國便不能不從“文明”降為“野蠻”。這樣，倉廩實而知禮節的管子學說（近於法家）便有了新的時代意義，貫穿全書的是一種物質富而後可文明的觀念：“以農立國”的“中國古教”雖“教化”可美，但“不開新物質則無由比歐美文物”；當時要救國、要“富強”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於物質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