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思想與社會發展的時空不同步現象
近代中國以變著稱，變得大、變得快，且變化的發生特別頻繁，這基本已是學界的共識。各種變化中最引人注目者，當然還是西潮的衝擊，即晚清人自己愛說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對衝擊中國的西方也是個變量這一點，我們過去的認識似稍嫌不足。其實，不僅“西方”這一大名詞涵蓋下的各國各族各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就是整個歐美自身在近代也是日新月異、變化萬千。同時，近代中西雙方也還有許多——或者是更多——不變的層麵。也許因為近代入侵的西人常常譏刺中國曆史幾千年恒久不變，或者由於清季以還中國人都喜變求變，我們的史學研究也一向是多見變的一麵，而較忽視曆史的延續性。隻有在較全麵深入地了解了變與不變的兩麵之後，我們才能更充分地認識近代中國。
當然，變與不變是相互緊密關聯的，如果能進一步弄清近代中國變的諸麵相，也能從反麵或不同的側麵為我們提供了解不變一麵的參照係。值得注意的是，在變的共相之下，類似社會及思想（或心態）這樣一些具體麵相的發展變化速度又是不同步的；這與因幅員廣闊所造成的區域性發展不同步共同構成近代中國的兩大特色，使得任何對近代中國的框架性係統詮釋都有相當大的局限性，甚至有可能適得其反，恰與曆史原狀相違背。
從梁啟超以來，許多人常愛說近代中國士人關懷的重點由經器物到政製再到文化的階段性演變，這大致是不錯的。但具體到個人，這樣的階段性演變或可能僅部分體現，或者全無體現，甚至可能不發生關係。生活在“政製階段”的“社會人”，其思想很可能尚在“器物階段”，或者已進到“文化階段”。我們不少近代史研究者喜歡用“當時先進的中國人”這類詞匯，就最足說明時人思想觀念的不一致。而生於19世紀最後幾年的史家陳寅恪自詡其思想在“曾湘鄉張南皮之間”，更是一個典型的具體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