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言學術機構改革者，多指出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等學術機構都有沉重的社會負擔，即必須承擔所轄人員的吃穿住等“後勤”事務。許多人也都寄希望於此類社會功能的逐步減除，俾學術機構的領導人更能將其注意力主要置於發展學術之上。目前我們學術機構的社會負擔沉重，部分可能源於幾十年前的學習蘇聯模式，同時恐怕也與20世紀50年代初期大學通常都有一個短暫的“軍管”過程相關，蓋後勤的保障以機構形式落實到基層的連隊，正是軍事家的習慣思維。50年代前與後的中國大學，其總務機構的大小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在思想觀念和榜樣的樹立方麵，則注重此類“功夫在詩外”的建製，似乎還淵源更早。
像研究所這樣的學術機構出現稍晚，但大學的建立則始於清末新政時期的興辦學堂。章太炎注意到：當時興學堂主之最力者為張之洞，由於張氏“少而驕蹇，弱冠為勝保客，習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務為豪舉”。此風氣也影響到他辦學：“自湖北始設學校，而他省效之。講堂齋廡，備極嚴麗，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山西舉人劉大鵬那時的觀察可以印證太炎之所見，劉氏曾到省城參觀各新立學堂，見其建築“均極雄壯”，頗能體現當時“學堂規模隻是敷衍門麵”，講究“鋪張華麗”的特色。
這樣的傳統顯然一直傳承下來，曾任浙江大學校長的氣象學家竺可楨在1936年論大學教育時說：“一個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圖書儀器等設備和校舍建築。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實，最為重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其次則為圖書設備，“一個大學必有眾多超卓的學者，才能感得圖書設備的重要”。但當時中國許多大學校長卻反其道而行之，“不置圖書，但事建築館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