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年一篇討論民國考據史學的論文中，曾說晚清開始的反對乾嘉“漢學”的趨向無意中導致了對“讀書應先識字”這一傳統的棄置，因不講究“章句之學”而從總體上降低了讀書人閱讀舊籍的能力。然後我順口說到今日文史兩係的本科畢業生恐怕看《幼學瓊林》這樣昔日的蒙學讀物都有困難；而當年梁啟超、胡適等人開出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其實當然不低），許多文史專業的“博士生導師”也許未必就能順暢地通讀（實際已通讀的則更少）。這是由於興之所至而說得“口滑”，不覺違反了我自己訂立的不在學術論文中越題說話這一規矩（類似的話我通常是在本文這樣的“文化評論”一類文字中陳述）。雖然我並不收回我的陳述，隨意引申到底與“學術規範”有明顯距離，這是要向各方麵讀者誠懇致歉的。
一位實際同意拙見的朋友認為：我雖然指出了在其他諸如閱讀外文書籍和使用計算機的能力等方麵，今日學人又有昔人不具備的長處等，但他仍覺得把“博士生導師”點出來評論總缺乏點分寸（實即不夠世故也）。最近到台北開會，一位台灣學者也認為我這樣下筆過於“凶狠”，更引起我的反省。不過個人對此原本相當坦然，因為我自己也廁列於史學專業的“博士生導師”之中，而我就是那些沒有通讀上述書籍者中的一個。所以我不過是在作自我批評，且所述又與事實相符合，原以為不致太得罪人（其實在如今講究經濟效益的時代，價值與收入成正比。本作為一個過渡製度的“博士生導師製”，在高校及相關學術機構中實際上已大致被視為一個類似“太上教授”一類不過虛有其名的等級，基本未與經濟收入直接“掛鉤”，原也沒有什麽了不得）。
但今天包括我這樣的“博士生導師”在內的讀書人還不僅是閱讀舊籍的能力不強，表達能力似也漸成問題（為避免誤會，以下皆以我個人所曆之事為例）。最近不斷有學生向我表示“看不懂”我所寫的文章。在今日社會對稍有“支配權勢”者皆出於趨奉的大語境下，學生對老師自不免客氣，“看不懂”其實就是“不知所雲”的婉語而已。我的學術文字主要當然並非以大學的在校生為預設讀者，但有篇探討史學方法的文章，卻的確是希望寫給學生看的，而我所在學校的大部分史學專業研究生的反應是仍“看不懂”。最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在那篇文章中還主張學術論文應朝“辭達意”方向努力，而該文既竟然使人感覺“不知所雲”，其辭不達意，應該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