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快結束時，當時廣受輿論關注的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Alfred T.Mahan）曾預言：20世紀的世界新格局將是非西方（non-west）、特別是東亞地區的興起，因而會出現非西方（或東方）向西方強權的挑戰。鑒於這樣的發展趨勢，美國必須明確其西方認同，並責無旁貸地起而捍衛西方的強勢地位。馬漢一向認為戰爭和擴張是一個健康國家（a healthy nation）的標誌，一個進步的國家（a progressive nation）必須擴張，而一支強大的海軍是實行擴張的基本因素；所以他的“捍衛”意味著強烈的進攻性。但戰略家馬漢也知道更深遠的因素是文化的，他指出：最終能夠維護西方強勢地位的唯一選擇是西方同化（to assimilate，也就是西化）非西方。
100年後，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時，另一位備受注視的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對下世紀的世界格局提出了極為相似的預言（亨廷頓的哈佛大學同事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在1998年已指出這兩次世紀末預言的相似）。不過，亨廷頓不僅不主張進取性地“西化”各類非西方文明，而且認為大部分非西方文明實際上不可能西化。他雖然強調了西方與非西方諸文明間衝突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最終仍然主張人類各文明應學習並習慣於相互共處。
大部分的中國讀者不很欣賞亨廷頓的基本觀念，其實亨廷頓不過是多說了幾句老實話，表達了相當一部分西方政治觀察家的真實認知。這聽起來固然不如我們耳熟能詳的西方“對外友協”機構的言論那麽親切入耳，但或許更接近實際。也許有些不喜歡亨廷頓的人甚至會以為他最後的關於學會共處的結論是為了“政治正確”而不得不說，但隻要是作為結論正式表述出來，即應視為其研究得出的結論。與馬漢提出的選擇相比，亨廷頓提出的取向顯然揭示了美國人乃至全人類在一個世紀後的巨大進步。實際上，“學會共處”不僅是多年國際局勢演變教給各國人民的重要一課，恐怕也是因改革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國內人口流動的今日中國人在人際關係中所必須實踐的一個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