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人羅隱寫過一首《送灶》詩說：“一盞清茶一縷煙，灶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意謂五代時武人越貨，凡事非錢不行，而作為“文章”的學術或文化則已衰落。楊蔭杭在20世紀20年代初引用了此詩後卻指出：“五代時文章雖短，非絕不值錢。爾時南唐、後蜀皆文化卓著，豈今日各省所能及。印板術創自中國，實始於孟蜀。使文章不值錢，能鐫板風行乎？”（《老圃遺文集》）
不過，羅隱的詩至少提示著五代之前文章大概更“值錢”。其實中國曆史上文章的“值錢”與否有起有落，比如五代之後的宋代，文章似乎就特別“值錢”。所以喜歡功業的人，一般都言必稱漢、唐；而近代關懷文化者如王國維、陳寅恪等，則多表彰宋代為中國文化的頂峰。
但“文章不值錢”的現象到近代似乎已成定式，且呈現每下愈況的趨勢。楊蔭杭嚐以北京各部衙的地位為例說明之：在清季是“以人為本位”，故張之洞以軍機大臣兼管學部時，學部中人也饒有氣焰。到20年代軍閥掌權時，各部“紅與黑”之標準，已改成“以錢為本位”。收入最多、搜刮之力最強者，為最紅之部；若無收入而仰給於人，則等於乞丐。陸軍部雖無收入，卻最強橫，予取予求，故仍為紅部。而教育部絕無收入，也無能力從別處拿錢，為最黑之部，部中人多垂頭喪氣，與清季成鮮明對照。故楊氏歎道：“使羅隱生於今日，作《送灶》詩更不知作何語？”
文武之間的異位，其實也有讀書人自己的貢獻。20年代軍閥割據，每使人想起五代，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但從19世紀末以來幾十年提倡“尚武”和“軍國民主義”，絕非次要的因素。清季民初的一片“尚武”之聲，正是讀書人喊得最響亮。文人領袖如梁啟超、蔡元培等，幾無一不是尚武精神的鼓吹者。大儒章太炎固曾以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而聞名於世；後來北伐之時，尚武的“長衫同誌”吳稚暉，也鼓吹“一切權力歸武裝同誌”。大家都是“一股道上跑的車”，說是從風而靡，絕不為過。照此發展下去，結局當然是“文章不值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