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盛洪先生的大作《經濟學怎樣挑戰曆史》[1]，很受啟發。除了文章中間時常過強的價值判斷外，我個人對盛先生的主要觀點和許多論證，都非常讚同。特別是盛先生關於中國在近代的軍事失敗“主要應歸咎於與中華文化缺少‘惡意’”（是否到“主要”的程度，應還可探討。同時，“咎”的價值判斷過強，用“因”字或更中立），而西方文化在全世界取得優勢是建築在軍事勝利的基礎上，後者又與其文化中所含“惡意”有關，以及“中國近代以來的‘啟蒙’和‘西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增加‘惡意’”，未必就是進步等論點，甚獲我心。據我的理解，這裏所說的“惡意”，多指主動的和進攻性的爭鬥，的確是中西文化在近代的一個主要差別。不過，盛先生所“挑戰”的“曆史”（或曆史學），與我所見的卻不甚一致，所以對他文章的某些部分，也還有些保留，特寫下來就正於盛先生及學界同人。
盛先生說，他過去接受的有關曆史和世界的基本觀念是“現代”（等於西方文化）比“傳統”（等於中國文化）好，但是在他“試圖用經濟學去剖析曆史”之後，對此觀念產生了懷疑，這是因為他發現經濟學的一般假定與他認知中的曆史不那麽吻合。盛洪先生的結論是“要麽是經濟學錯了，要麽是曆史（或西方主流文化編造的曆史）錯了”。這個結論看上去順理成章，但其中有些基本的預設恐怕是成問題的。
我對經濟學全無所知，也許那學科裏很講究對與錯這樣的價值判斷。但曆史本身是人類已經發生的往事，是否應該或可以由今人來判斷其是非，已經要打一個大問號（古今人不同其實也就像同時段不同地域的人我之別，今人如果可以據今之準則來判定昔人的是與非，則盛先生不欣賞的由西人據其準則來判定其他人的是與非，也沒有什麽可非議的）；進而言之，據人類中不占多數的一部分人的（盛先生已指出：“經濟學可謂西學的一種”）後起的（今日所謂的經濟學，即使被稱為“古典”者，也不過是近代才興起）一個不那麽大的門類的學說，是否足以判斷整個人類曆史的對與錯，答案恐怕隻能是否定的。在前麵的兩個“要麽”中，盛洪先生說他“寧肯相信後者”，但就此層麵看來，實隻可能是前者。如果一定要講究對錯，還可以有超越於經濟學和“曆史”的第三個選擇：盛洪先生自己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