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曾訪華並引起轟動的印度詩人泰戈爾當時說，他眼望旗幟上飄動之流蘇，便懸想到中國人的浪漫特性，進而企慕中國人的浪漫生活。但曾經編輯《國故學討論集》的中國人許嘯天卻以為，浪漫性其實“並不是什麽好名詞”，反是“可以叫人嘲罵、叫人鄙棄的劣等人種的賤性”！因為，“生在如今科學精神極發達的時候，一天不發明，便一天得不到進步；你若不進步，便隻好坐待著別人拿物質的實力來亡你的國、滅你的種。到那時候，且問你浪漫不浪漫？”許氏此語恐怕代表了民初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甚至包括康有為）的觀念：“浪漫”與“科學精神”固然有些對立的意謂；更重要的是，沒有“物質的實力”，浪漫即由奢侈變為低劣的代稱，帶有挖苦的意思了。
不管泰戈爾懸想的中國人的特性和生活是否符合實際，他的原意當然是說好話；又不論他是真有此想，還是特意找出點什麽來禮節性地奉承，其出於善意應無疑問。然而許嘯天卻讀出了嘲罵和鄙棄的言外之意，這真有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意味。“反求諸己”固然是清季以還許多中國士人的共相，許氏的聯想仍不免體現出一種自我“東方主義”的傾向，因而也提供了探討“東方主義”之微妙複雜的例證。薩義德《東方主義》一書最重要的核心觀念即剖析建立在東西二元對立基礎上的人我之別（other &/vs self），但“東方”和“西方”對不同的具體對象其實可以有許多層次的含義，這是薩義德所不曾討論的中國情形給我們的啟發。
泰戈爾在西方人眼中當然是個東方人，可是因為他曾獲歐洲文學大獎，對民初的多數中國讀書人來說，他其實是作為“西方象征”或“西方代表”而來到中國的（若是亡國代表斷無“資格”挖苦中國人）；這很有點類似哥倫比亞大學的巴勒斯坦裔教授薩義德，他自己覺得在美國社會中仍是個“他人”（the other），如今卻以西學正宗的“東方主義”觀念風靡了中國士林（若從一般市井之見看，能作常春藤大學的講座教授，絕對已融入美國社會主流，但薩義德所重卻不止此，這是許多稱引他的言論者所可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