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想補充一點的是，今日討論學術對話者，時有預懸一個“唯一正確”的標準然後據以評判的傾向，這恐怕與“學術”本身的基本精神不甚相合。所謂“學術對話”，說到底不過是學術研究這一知識生產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學術研究的主要特點，正在於未必有什麽“唯一正確”的方式或方法。黃宗羲在其《明儒學案》的“序”（改本）裏曾說：“即如聖門，師、商之論交，遊、夏之論教，何曾歸一？終不可謂此是而彼非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黃氏所針對的觀念，不幸一直在流傳。
20世紀30年代，左派史家陳端誌描繪五四後中國思想界的錯綜複雜說：“這裏有禮教的複活，這裏有佛教的追求，這裏有德謨克拉西思想的憧憬，這裏有法西斯蒂理論的醞釀，更有社會主義各派學說的流行。”他認為“這樣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現象”，實是“變質的畸形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反映。[1]但楊銓的看法則反是，他稍早（1924年）就提出，“說者每以百家爭鳴、群言龐雜為近代思想之詬病，不知此實思想解放後當然之結果”。孔孟一尊之時，並未能阻止佛學的侵蝕。何況“當國際交通思想自由之時，能以一派思想統一全國乎？且思想之不統一，何害於社會之進化。不特無害，且因切磋辯論而使學說有競爭精進之益。社會有選擇試驗之機，其進步之速，且將十百倍於統於一尊之時也”。[2]
學術與思想更不同，思想的一尊，在特定的時空中或許有助於社會的穩定；但學術則無論何時何地，隻要遵循“必欲出於一途”的取向，絕對阻礙學術的發展。即使落實到學術規範層麵，除了注釋方式或引用成果等具體規則外，也難以用什麽劃一的方式來規範。而學術對話的方式方法，更可以說有無限多種，絕不能以“一途”概括之。今日學者有論及中西學術對話而好言什麽“隻能”者，大約便受“統於一尊”觀念影響太深，養成了凡事皆欲定於一尊的思維習慣，其實最不利於對話（“統於一尊”和“對話”兩個觀念本身就是衝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