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們對西方主流學術的了解不足，我們不少人認知中的“西方史學”，實多誤解。一個最大的誤解便是以為西方史家長於理論分析，而中國史家則長於搜集史料。持這一看法的學者還不在少數，其實他們的誤解還不止西方，根本包括中國在內。
今日西方中國史研究在資料建設的投入和學者利用資料的能力上，與中國學人相比，真可以說有天壤之別。例如美國學生做博士論文，通常是在全世界範圍內花一年以上（有時是兩三年）的時間查閱和搜集資料；而我們的史學博士生可以用於查閱資料的經費通常不足千元，連在國內選一個地方看資料都隻能限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所以西方中國史研究絕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僅僅長於“理論”和分析，而是在資料占有上遠勝過我們一般的學者。
我們千萬不要隻看到西方學者善於分析的長處，應注意別人寫一篇論文或一本專著的時間通常比我們要長許多，使用的資料一般也更多。這裏當然有所謂“硬件”方麵的經費問題（如我們大學圖書館的購書經費就簡直不能與西方大學相比），未必是學人之力所能及者。但經費的使用是可以有無數方向的，將主要的經費用於史料的搜集，正提示了其學術傾向之所在（在這方麵我們許多人恐怕同樣經不起檢驗，我們的“課題”經費中有多大部分是真正用於史料搜集固然人各不同，但在比例上一般不如歐美教授和學生，大約也是不爭的事實）。
假如歐美學者在資料占有上常勝於我們的學者，而他們真又長於理論分析，則我們的史學還有多少競爭力呢？不過，據我的了解，這方麵也有所誤解。實際上，在所有的人文和社會學科之中，西方史學對“理論”的抵禦既是長期的，也是最“頑固”的；前兩年這一現象便曾引起美國史家的討論，而且仍未出現史學應該更加“理論化”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