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接軌”，首先意味著與國際學術研究進行真正的“對話”，這一點在實踐層麵其實相當不足。一個實際的問題是，在世界史學研究領域中，老實說我們的地位並不算高。這裏麵原因甚多，固然不能排除近日西人講得熱鬧的所謂“文化霸權”的影響，但我們自己在許多方麵的不夠高明，大概也是不容否認的。
最簡單的例證，就是拿歐美的中國史研究來與我們的外國史研究作一對比，當下可見差異有多大。實際上，在各自的文化大環境中，西方在中國與中國在西方的地位還真不可同日而語：在中國能讀或說一點“蟹行文字”的學人，多少還帶點韋伯所說的charisma的味道；而在西方研究中國，真是名副其實的邊緣學科。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的西方研究反而遠不如西方的中國研究，的確應該深自反省。
這就出現一個兩難的問題：一方麵，中國已不能遺世獨立，自外於“世界”；我們的史學研究尤其不可能走“閉戶造車”的老路，必須“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麵，如果真要“接軌”的話，恐怕又不得不先接受我們在世界史學論說中尚處比較邊緣的地位這一事實。既然麵臨“文化霸權”（雖不一定是有意識的）存在的現實，要與國際學術研究進行真正的“對話”，恐怕不得不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
從實踐層麵言，由於“國際”學術界“話語權勢”的實際存在，我們的研究如果不思其所思，或至少對他人之所思所言做出反應，即使在意識層麵心存平等甚至對中國心存尊敬之西方學者，的確有可能對我們的研究產生不知所雲的感覺。西人引用我們的史學成果，多集中於轉引史料，無意中有些類似當年殖民者僅從殖民地掠取原料，但很大程度上其實因為他們確實未能看出中國學者論著之心意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