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1999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召開了“學術對話與學術規範”研討會。2000年4月，南開大學又舉辦了“海外史學理論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座談會。兩次會議實際都側重於“學術對話”，我在會上的發言亦然，前者主張對話要多元開放，後者強調對話的基礎是了解。側重雖不同，內容實相關。今將這兩次發言整合重組為一文，刪略其重複之處，題目也略作更易，然文字和意思皆依其舊（蓋時值世紀更替之際，大家都有些前瞻的意思。而當時西方對中國，以及西方學界對中國學界，都不如今日那麽看重）。
我是學史學的，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以下討論基本限製在我較熟悉的範圍內。南開大學會議主辦者關於“海外”這一提法甚有分寸，因為我們較多翻譯西方史學著作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在“改革開放”之初，學界受到的外來影響主要是海外的華語史著。這些華語史著可見很強的西方影響，但不少也有其明顯的獨特性（盡管影響我們內地較多的，似乎是那些較少獨特性的論著）。下麵我的發言，限定在“西方”的範圍內。
有一點需要略作說明，所謂“西方”也好，“國際”（在我們的言說中通常並不包括中國）也好，甚而“海外”也好，不論從時間還是空間角度看都是變量而非定量，本不應也不能一概論之，在這樣簡短的討論中，為行文方便，以下仍用“西方”這一統稱，但卻是作為一個變量概念而使用的。
我的基本看法是，21世紀的中國史學應該是開放型的，它必須麵向世界，同時也當虛其心，盡可能接納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最後形成一種和而不同的新史學。
今日的學術已成為世界性的，且不說中國史學是世界史學的一部分，就是對中國自身曆史的研究，也已成為世界的研究。這樣，中外史學對話的必要性與日俱增。早在80年前，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已提出：“國民而無世界智識，其國將何以圖存於世界之中？”在將臨的新世紀中，中國史學的進一步走向世界，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