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因為編輯《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一書，對帶有學術總結性看法的文字特別注意。近讀敝友許紀霖兄為楊念群兄的《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所寫的書評，在論及楊書出版的時代學術背景時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史學界“風氣大變，轉向實證化、樸學化”，一言以蔽之，“到90年代，乾嘉傳統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的主流”。其史學觀是“相信曆史是一種客觀的實在，史學的使命就是通過對史料的發掘，盡可能真實地揭示這一實在”；而其具體的表現則是“史學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專業刊物上，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類或編年史框架的史學論文”。[1]這樣的乾嘉傳統當然已經被“現代化”了，若起乾嘉學者於地下，恐怕很難有人能識得這是他們創造的“傳統”。
不過這不是我的問題所在。我感到疑惑的是，紀霖兄這樣的概括性描述是否真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史學的實錄。因為我自己讀到的史學專著和各刊物的史學文章似乎多朝著幾乎相反的方向，實在看不出多少“乾嘉”的影響。這當然可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即對何為“乾嘉”的概念不相接近），但也應該是可以討論的。即以楊著所屬的“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而論，其中與史學沾邊者便無一可說是以“乾嘉傳統”為取向的（各書背麵均有提示性的簡介，一看便知）。
在各學術刊物的史學論文上，“非乾嘉”的特點表現得比專著更為充分。就中國史學而言，追求揭示曆史上人與事的“因果關係”，是從20世紀初即開始的希望把史學弄得更“科學”的努力目標的最主要表現形式。以寫論文或專著的方式來表述研究成果，也是20世紀才興起的所謂“現代”史學研究的一個要素，最容易使人有意無意中試圖把人或事表述“完整”，甚至通常還要“評價”（最後這一點在我們20世紀50—80年代的史學中特別明顯）。同時，我們的曆史研究者有一個傾向，即總帶點“蓋棺論定”的情結，希望自己的研究為某事某人“畫上一個完整的句號”（這已成今日媒體的慣用套語，每一電視頻道或報紙一天不說一句此語的極為少見），仿佛隻有這樣才具有“曆史感”（其實曆史上的人與事都未必有徹底的終結，其後總有強弱不同的餘波，所以，我個人主張在研究曆史時注重過程甚於“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