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亞的一個研究取向，就是盡可能將曆史現象或事件放到其當下所在的時空語境中進行考察。因此，他強調18世紀的大英帝國和清朝與一般意義上或一般認知中的“英國”和“中國”有相當的不同。他受美國社會學家斯嘎琪裒（Theda Skocpol）將國家帶回社會史分析（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影響，將“帝國”帶回曆史詮釋之中。故他不認為馬嘎爾尼使團是兩個文明或文化的遭遇，而是兩個建立在“差不多水火不容”的政治準則之上的“帝國構建（imperial formations）”之間的碰撞；雙方都是版圖寬廣且在擴張中的“帝國構建”，都統治著不同種族與文化的子民；雙方都各有其政治中心，也都有等級不同的屬國或殖民地，而雙方也都自認為比對方優越（25～28頁）。
對中國讀者來說，何偉亞通過馬嘎爾尼所屬的倫敦“文學俱樂部”簡單構建的18世紀英國“公共領域（the public sphere）”雖稍嫌簡略，當有啟發。該俱樂部成員包括我們熟悉的“保守”思想家柏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史學家吉本，這些“知識貴族”時常聚會，進行吉本所說的“男人式的交談”（除了有近人注意的性別歧視外，其意謂約略近於孔子所說的“言談及義”）。他們的討論都圍繞著探索掌握自然及人類社會的規律，即發現真理。而發現真理的唯一途徑是理性，它又和道德密不可分。這些“知識貴族”似乎都是理想化的資產階級式紳士，他們忠於英國王室，同時又超越於腐敗；與此同時，18世紀英國的實際政治卻相當腐敗：國會議席可以買賣、官位要靠權勢影響獲取、得以晉升的關鍵途徑是上麵有政治庇護人。
馬嘎爾尼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在仕途中得誌，而他又以上述的“公共領域文化價值觀”來觀察和記錄中國情形，一麵對中國人“說公共領域”（speaking the public sphere），一麵有意無意將英國政治的腐敗投射到中國之上。[27]在這樣的思想武裝下，馬嘎爾尼發現中國人一直以“不變的法則”來作為“抵禦理性和推理的盾牌”。正是從這一思路逐漸引申出後來廣泛流行的觀念：與中國人打交道必須“堅定而有理性”，這樣仍不行則訴諸武力，迫使其放棄“非理性”的態度和做法（注意理性與道德的緊密關聯）。這一觀念後來成為19世紀的鴉片戰爭及各次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戰爭的重要思想武器。[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