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亞以為，既存的中西史家所從事的不過是試圖將虛設成分剔除於史事之外，即一種消極的辨偽（falsification），以此來淨化曆史事件及史學編撰。他要構思的則是“另一種形式的史學”，即“不那麽關注辨偽，而是更關注經過多重陳述的事件”。他將此稱為“介入往昔（to engage the past）”，大致意謂史學研究本身也是一個史家參與或卷入其中的曆史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介入往昔乃成為一個不斷發展的混雜進程之一部分”。
這種新型史學關注的是“各種參差多相的力量之間的關係網絡，而不是據簡單的因果概念組織起來的互無聯係的離散單位”。這樣，“重構過去不僅僅是簡單地發掘新證據、運用新方法或揭露以前的偏見。它也意味著主動介入所有學術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識的產生與傳布（distribution）的政治之中。故問題不在於怎樣使敘述更少偏見或更少帶有意識形態色彩，而是如何在多重詮釋立場與我們日常應對的權力結構的關聯之中確定我們自己的史學研究的位置”。
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構史學重構（d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即對相關題目的既存史學成果進行批判地評估。既然史學研究涉及權力結構，則對史料的解釋中也就隱含著權力運作。史料本身可能是含有偏見的，史家在史學研究中有意無意利用了這些偏見而強化與某些主流政治主張（正統）相接近或吻合的解釋，而排除那些與正統歧異的解釋。[12]何偉亞因而提出要“動搖史料（事實）與解釋之間的那種通常以為眾皆認可的（the taken-for-granted）關係”。
他要動搖或挑戰的正是既存的產生史學知識的常規方式或常規進程：“他們按照界限清晰的時空實體來安排其敘述；將文明與民族自然化為恒定的曆史分析單位；據線性的因—果關係組織事件；明確以宗教、政治、經濟與文化等類別來界定社會成分（the social）；並將曆史發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個階段。在不論是國家、民族或是真理的某種抽象概念的影響下，學者們傾向於將所有這些類型作為實用性學術探索的必須因素。這些詞匯、短語以及類型為研究程序提供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