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柔遠人》全書分10章，第1章闡述作者那偏重後現代主義的研究取向及其思想資源，並對既存（主要是美國的）關於清代對外關係的研究提出了批評。最後一章通過討論馬嘎爾尼使團在不同時期（主要是西方）的史學及非史學的表述中的演變進程，指出從馬嘎爾尼時代開始的“現代主義”觀念當時就影響了對馬嘎爾尼使團的認知和詮釋（因而帶有偏見），並且至今仍在影響整個中國研究甚而整個史學領域。針對這一點，作者最後提出了明顯帶有後現代主義痕跡的曆史觀，以矯正此類現代主義史學的影響。[6]
具體探討史事的是第2～9章。第2章將18世紀的滿清王朝建構為一個文化、政治和種族都呈多元化的廣闊帝國，並探討其對國內不同族群及對外國的政策。作者認為這一政策的基礎是清代的“賓禮”，並在第5章中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第3章轉向英國，從學術思想等層麵構建18世紀英國的文化和政治語境，並從當時馬嘎爾尼所屬的英國“知識貴族”對世界、中國及國際關係的認知轉入馬嘎爾尼使團的籌備。第4章接著從英方記錄考察直到馬嘎爾尼覲見乾隆帝為止的使團過程，而第6～7章則從中方記錄考察這一過程。第8章結合中英雙方記錄考察馬嘎爾尼使團在覲見後的餘波。以“《賓禮》與外交”為題的第9章其實是全書的結論，將雙方對同一事件頗不相同的因應與記載上升到兩個幾乎截然不同的觀念體係，即英國的“主權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外交觀與清朝的“差序包容”（hierarchical inclusion）天下觀的碰撞。
何偉亞認為：今日存在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是16世紀以來歐洲全球擴張的產物，並已成為一種“自然化了的霸權話語（a naturalized hegemonic discourse）”。這裏“自然化”指國家間應相互來往這一準則已成為大家接受的常識（其實一個國家或應有選擇不與某些或所有其他國家交往的自由），而“霸權”則意味著沒有此類交往傳統的國家不得不按照他國製定的規則同意參與這樣的國際交往（英文版27頁，下同）。同樣，像過去那樣在研究方法上“把西方客觀主義的理論特別是社會科學的模式運用於非西方材料的研究”，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權話語”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