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研究——《懷柔遠人》的史學啟示[1]
中國有句古話：“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胡適曾據此提出一種曆史觀：許多足以開新局麵的事物，“當其初起時，誰也不注意。以後越走越遠，回視作始之時，幾同隔世！”[2]1793年訪華的英國馬嘎爾尼使團或許就是這樣一類的事件。這一在當事人（至少是清朝當事人）看來並非特別重要的偶然事件，後來卻引起西方史家的密切關注，產生出各式各樣的詮釋。各家比較一致的是都將此事件與半個世紀後的中英鴉片戰爭及再以後眾多的中外衝突和不平等條約聯係起來考察，從後來的結局反觀作始之時，的確有“幾同隔世”的感覺。
具體到對馬嘎爾尼使團的詮釋，占主流也比較不那麽牽強的看法是一個為貿易所驅動的英國之（帝國主義）擴張與一個傲慢且自視為世界中心的中華帝國相遇並（因文化誤解而）發生衝突；由於（頑固的）清廷與英使在是否按常規朝貢方式行三跪九叩禮這一問題上的爭執，使團最後以失敗告終。此事的失敗體現了中國對外部世界的漠視和無知，最終導致了對中國極為不利的後果。
與西方學界對此事的關注相比（除通俗讀物外至少已有好幾本專書進行研究），中國學者對此似乎更多取存而少論的態度，文章不多（且以泛論即“評價”為主），第一部（似乎也是唯一一部）研究性專著是朱雍的《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3]朱雍的著作是在大量中英文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寫成的，他的結論是：馬嘎爾尼使團雖以失敗告終，卻是“一次頗有收獲的失敗”。朱雍修正了過去認為清朝對外政策是“閉關自守”的觀念，而提出“限關自守”的新見解（因為畢竟廣州關一直是開放的），並指出這一政策的效用在早期尚不無可嚐試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