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在各種變化中，與人本身關聯密切的一個基本變化，就是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解體。而其中身份地位變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為其他三民楷模的讀書人。在中西的碰撞、衝突與競爭之中，讀書人從思想和社會的中心步步淡出，他們是“憂時的人，也是先覺的人”，對所謂的近代“轉化”感受最強烈，可以說“最深地卷入了曆史變遷”。也因此，他們的社會變動及心路曆程，處處折射出時代的激變。
上麵一段引號中的文字出自楊國強兄的《晚清的士人與世相》一書，該書以“士人”為對象，考察嬗變中的“世相”，確為上選。作者特別注意到，晚清朝野的改革呼籲和實際措施，本皆出於“取新衛舊的願想”，但在“中西交衝的屢起屢挫”背景下，形成一種“在節節回應裏生成的節節嬗蛻”，逐漸演化為一個“日趨日急的除舊布新”過程。在此進程之中，“士大夫群類在整體上由分化而分裂”。從曾國藩到康有為再到後來出自學校的“知識階級”，其間的前後相連和前後相異都非常明顯。而正是他們中一些人，以士議的重錘粉碎了萬千士人托身托命的科舉製度，因而也“自己消滅了自己”。
本書的一大特色，就是以人為本。中國向有以人為本位來構建曆史的“紀傳體”傳統，後被梁啟超攻擊為無數墓誌銘“亂堆錯落”，受到沉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此後的史學仿效的是西來的章節體論著，略近於以前正統士人不屑為的章回小說。隨著西方社會生活中人的一步步異化和物化，近幾十年西方史學在社會科學化的進程中形成一股很強的潮流，即人的隱去。而西方史學恰是我們想要摹仿的榜樣，結果是我們自身的史學論著中也看到越來越多的結構、功能、類別、角色、數據甚或指數，而越來越少見具體單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