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的北京
據說北京建城於周武王滅商、封召公奭於燕、黃帝之後於薊的那一年，算來這個城已有三千多年的曆史。〔1〕有人以“長安文化”、“汴梁—臨安文化”、“北京文化”為三大類，把中國傳統文化分為三個時期：長安文化，是一種古今中外各民族大交融、大吸收的混合型、開放型、進取型文化；汴梁—臨安文化，是一種內聚型、思辨型、收斂型文化；北京文化，是一種由封閉型、保守型而不情願地走向吸收型的文化。〔2〕我疑心關於文化史三時期特征的上述概括或失之簡單粗率，但這種以城市概括中國傳統文化曆史風範的想法，畢竟是誘人的，它將文化史大大地感性化了。甚至如長安、汴梁、臨安、北京這些名稱，都自然帶出一種情調、氛圍以至某種熟悉親切的情境來——幾千年的文化積累所能提供的信息畢竟比文化史的抽象概括豐富生動得多。如果沒有對文化史宏觀把握的雄心，而感興趣於城市文化特性的研究，肯定會有與上述思路相徑庭的發現。比如曆史下行未必即有文化的全麵沒落。以上述四個城市作為標誌的文化形態，也將有可能得到內容更複雜的描繪。文化史的尺度本應與社會發展史的尺度有所不同。
京味小說作者所麵對的清末民初以來的北京文化，其形態有更具體的成因。較之其他地域性文化如湘西文化，上述北京文化的形成與其說賴有天造地設的自然地理環境，不如說更是社會演變的直接產物。在“成因”中政治曆史因素顯然大於其他因素。兩個時期的京味小說作者以之為清末文化的活化石，如同由地殼變動的生成物考察地質運動那樣，在其上不懈地辨識不久前發生的大變動的痕跡，是極便當的。至少在老舍那一代人從事文學活動時，晚清文化遠不是賴有考古發掘才能複活的遙遠的過去，北京更是一冊可供翻閱、核查的實物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