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仍然得涉及不同時期不同“代”的作家對於“北京”的加工方式。
“五四”新文學作者在麵對北京文化時的內心矛盾，也是不會再以同樣的深刻度重複出現的了，那一代人所留在文學中的，或許不久就會成為隻有憑借特定語碼的譯解才有可能被認識的文學資料。年輕人將不無驚奇地發現，北京竟然承受過如此嚴峻沉痛的文化審視；同樣會使他們驚奇不已的，是其中的文化眷戀也竟深切到刻骨銘心。這一切多半不再能喚起他們的經驗聯想、情感共振。他們會輕易地從中辨認出現代史上那幾代知識分子有關文化問題的思維特征。“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文化的聲勢浩大的批判影響於新文學是這樣深遠，造成了那幾代作家相近的文化價值取向，規定了他們逼近生活、把握生活的類似角度。當閱曆、風格極為不同的作者用近於同一的方式講述北京文化時，擬定其語義的是經驗與思維的共同性。
張天翼的《荊野先生》中有如下場麵：
清靜的街，偉大的前門，荊野忽然對北京產生了說不出的感情。
“北京其實叫人留戀哩。”
“北京是對任何一種人都是適合的。”小老頭說。
“那也不，不是什麽適合不適合。隻是在北京呆著，有點鳥味兒似的。”
“這什麽，這味兒是好是壞？”老惠問。
荊野看了他一眼。
“誰知道。可是北京，就是‘呆’不出一點勁兒。”但又感傷地說了一句：“在北京的這幾年算是個夢罷。”
王西彥的《和平的古城》寫在1936年秋。開頭引日本鶴見祐輔的《北京的魅力》：“我一麵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麵深想著對於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麽什麽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了六千年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在引文之後，這位中國現代作家感慨萬端、悲憤不已的，卻正是淪陷後北京的“和平空氣”，和依舊悠然的古城居民：“中山公園裏，時常可以見到百數以上的紅肩章武士雜在人叢裏，蹂踏著草坪，折著花木；而遊人們悠然如故，沒有顯出半分的不調和或不自然。”——小民不得已的政治冷漠和優遊既久的麻木。“一年前日本浪人和漢奸從豐台劫了鐵甲車轟北京城，半夜裏炮聲隆隆地，炮彈經過南城直飛到西北城。第二天廓外還在激戰中，可是城內依然歌舞升平，全城竟有一大半人不知道這回事情。有的人身住宣武門外，炮彈從自己屋頂飛過，巨大的聲音把他從夢中驚醒了，他隻模糊地咕噥一句：‘討厭的，放什麽炮呀!’——打了一個嗬欠之後，依然朦朦朧朧地沉入睡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