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得不使用如“北京文化”一類較大的概念於具體的現象分析，這也是論證中難以避免的語言問題。京味小說所寫，主要為北京的市井文化；至於北京文化的其他方麵，比如學術文化，不能想象成為文學的對象。然而文化價值卻又非因其為“市井”即見低下。市井文化中完全可能含有對於說明中國文化特征極有意義的東西。不論老舍還是當代京味小說作者，在其對北京文化的發掘中，都展示了鄉土中國的重要方麵；具體題材、所描寫生活瑣屑的“小”中，都寓有“大”。藝術創造的特殊要求使他們依賴於個別性，材料的性質與時代思潮卻總是把意向導向廣遠，使其追尋一般、普遍，如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等等。有人談到老舍的滿族氣質和其作品中的滿族文化。我毫不懷疑這種研究的價值，卻以為在老舍開始創作的那個時代，擁有了老舍那種教養的現代知識者，其具體民族意識（如滿族意識）或許比之當代人更為稀薄。至於當代作家，他們的某些作品雖格局顯得狹小，卻憑借自己相對狹小、嚴格的文學選擇，在某個特定方麵（如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審美的人生態度）的開掘中，達到了北京文化的深處。即使分別看來顯得單薄，同時期一批作品在一個方向上的掘進，所達到的，或許是老舍那一代人雖及於卻因判斷失之簡率而未能深入的。這些作品展示的北京文化，有可能是既富於美感又富於意義含量的方麵。
我們不妨抽出幾個側麵聊示一般，看老舍與當代京味小說作者在他們的北京描繪中，提供了哪些北京文化的特征性描寫，以及超出了地域文化的東西。
家族文化
關於京味小說對傳統社會家族文化的發掘及發掘中的優勢與缺欠，上文已多所談及，這裏隻需做一點補充。